范烨 著
原文：
徐邈字景山，燕国蓟人也。太祖平河朔，召为丞相军谋掾，试守奉高令，入为东曹议令史。魏国初建，为尚书郎。时科禁酒，而邈私饮至於沈醉。校事赵达问以曹事，邈曰：“中圣人。”达白之太祖，太祖甚怒。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：“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，浊者为贤人，邈性脩慎，偶醉言耳。”竟坐得免刑。后领陇西太守，转为南安。文帝践阼，历谯相，平阳、安平太守，颍川典农中郎将，所在著称，赐爵关内侯。车驾幸许昌，问邈曰：“颇复中圣人不？”邈对曰：“昔子反毙於谷阳，御叔罚於饮酒，臣嗜同二子，不能自惩，时复中之。然宿瘤以丑见传，而臣以醉见识。”帝大笑，顾左右曰：“名不虚立。”迁抚军大将军军师。
明帝以凉州绝远，南接蜀寇，以邈为凉州刺史，使持节领护羌校尉。至，值诸葛亮出祁山，陇右三郡反，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，破之。河右少雨，常苦乏谷，邈上脩武威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，又广开水田，募贫民佃之，家家丰足，仓库盈溢。乃支度州界军用之馀，以市金帛犬马，通供中国之费。以渐收敛民间私仗，藏之府库。然后率以仁义，立学明训，禁厚葬，断淫祀，进善黜恶，风化大行，百姓归心焉。西域流通，荒戎入贡，皆邈勋也。讨叛羌柯吾有功，封都亭侯，邑三百户，加建威将军。邈与羌、胡从事，不问小过；若犯大罪，先告部帅，使知，应死者乃斩以徇，是以信服畏威。赏赐皆散与将士，无入家者，妻子衣食不充；天子闻而嘉之，随时供给其家。弹邪绳枉，州界肃清。
正始元年，还为大司农。迁为司隶校尉，百寮敬惮之。公事去官。后为光禄大夫，数岁即拜司空，邈叹曰：“三公论道之官，无其人则缺，岂可以老病忝之哉？”遂固辞不受。嘉平元年，年七十八，以大夫薨于家，用公礼葬，谥曰穆侯。子武嗣。六年，朝廷追思清节之士，诏曰：“夫显贤表德，圣王所重；举善而教，仲尼所美。故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，历事四世，出统戎马，入赞庶政，忠清在公，忧国忘私，不营产业，身没之后，家无馀财，朕甚嘉之。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，钱三十万，布告天下。”邈同郡韩观曼游，有鉴识器幹，与邈齐名，而在孙礼、卢毓先，为豫州刺史，甚有治功，卒官。卢钦著书，称邈曰：“徐公志高行絜，才博气猛。其施之也，高而不狷，絜而不介，博而守约，猛而能宽。圣人以清为难，而徐公之所易也。“或问钦：“徐公当武帝之时，人以为通，自在凉州及还京师，人以为介，何也？”钦答曰；”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等用事，贵清素之士，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为通。比来天下奢靡，转相仿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与俗同，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。是世人之无常，而徐公之有常也。”
胡质字文德，楚国寿春人也。少与蒋济、朱绩俱知名於江、淮间，仕州郡。蒋济为别驾，使见太祖。太祖问曰：“胡通达，长者也，宁有子孙不？”济曰：“有子曰质，规模大略不及於父，至於精良综事过之。”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。县民郭政通於从妹，杀其夫程他，郡吏冯谅系狱为证。政与妹皆耐掠隐抵，谅不胜痛，自诬，当反其罪。质至官，察其情色，更详其事，检验具服。
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，州请为治中。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。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，质辞以疾。辽出谓质曰：“仆委意於君，何以相辜如此？”质曰：“古人之交也，取多知其不贪，奔北知其不怯，闻流言而不信，故可终也。武伯南身为雅士，往者将军称之不容於口，今以睚眦之恨，乃成嫌隙。况质才薄，岂能终好？是以不愿也。”辽感言，复与周平。
太祖辟为丞相属。黄初中，徙吏部郎，为常山太守，迁任东莞。士卢显为人所杀，质曰：“此士无雠而有少妻，所以死乎！”悉见其比居年少，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，遂穷诘情状。若即自首，罪人斯得。每军功赏赐，皆散之於众，无入家者。在郡九年，吏民便安，将士用命。
迁荆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吴大将朱然围樊城，质轻军赴之。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，质曰：“樊城卑下，兵少，故当进军为之外援；不然，危矣。”遂勒兵临围，城中乃安。迁征东将军，假节都督青、徐诸军事。广农积谷，有兼年之储，置东征台，且佃且守。又通渠诸郡，利舟楫，严设备以待敌。海边无事。
性沉实内察，不以其节检物，所在见思。嘉平二年薨，家无馀财，惟有赐衣书箧而已。军师以闻，追进封阳陵亭侯，邑百户，谥曰贞侯。子威嗣。六年，诏书褒述质清行，赐其家钱谷。语在徐邈传。威，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，有殊绩，历三郡守，所在有名。卒於安定。
王昶字文舒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。凌年长，昶兄事之。文帝在东宫，昶为太子文学，迁中庶子。文帝践阼，徙散骑侍郎，为洛阳典农。时都畿树木成林，昶斫开荒莱，勤劝百姓，垦田特多。迁兖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加扬烈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昶虽在外任，心存朝廷，以为魏承秦、汉之弊，法制苛碎，不大釐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，而望治化复兴，不可得也。乃著治论，略依古制而合於时务者二十馀篇，又著兵书十馀篇，言奇正之用，青龙中奏之。
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谦实，以见其意，故兄子默字处静，沈字处道，其子浑字玄冲，深字道冲。遂书戒之曰：
夫人为子之道，莫大於宝身全行，以显父母。此三者人知其善，而或危身破家，陷于灭亡之祸者，何也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。夫孝敬仁义，百行之首，行之而立，身之本也。孝敬则宗族安之，仁义则乡党重之，此行成於内，名著于外者矣。人若不笃於至行，而背本逐末，以陷浮华焉，以成朋党焉；浮华则有虚伪之累，朋党则有彼此之患。此二者之戒，昭然著明，而循覆车滋众，逐末弥甚，皆由惑当时之誉，昧目前之利故也。夫富贵声名，人情所乐，而君子或得而不处，何也？恶不由其道耳。患人知进而不知退，知欲而不知足，故有困辱之累，悔吝之咎。语曰：“如不知足，则失所欲。”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览往事之成败，察将来之吉凶，未有干名要利，欲而不厌，而能保世持家，永全福禄者也。欲使汝曹立身行己，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故以玄默冲虚为名，欲使汝曹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越也。古者盘杅有铭，几杖有诫，俯仰察焉，用无过行；况在己名，可不戒之哉！夫物速成则疾亡，晚就则善终。朝华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隆寒不衰。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，戒阙党也。若范匄对秦客而武子击之，折其委笄，恶其掩人也。夫人有善鲜不自伐，有能者寡不自矜；伐则掩人，矜则陵人。掩人者人亦掩之，陵人者人亦陵之。故三郤为戮于晋，王叔负罪於周，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？故君子不自称，非以让人，恶其盖人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得，弱以为强，鲜不遂矣。夫毁誉，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，是以圣人慎之。孔子曰：“吾之於人，谁毁谁誉；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。”又曰：“子贡方人。赐也贤乎哉，我则不暇。”以圣人之德，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？
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，言：“闻人之恶，当如闻父母之名；耳可得而闻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”斯戒至矣。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於身。若己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；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於身，又何反报焉？且闻人毁己而忿者，恶丑声之加人也，人报者滋甚，不如默而自脩己也。谚曰：“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脩。”斯言信矣。若与是非之士，凶险之人，近犹不可，况与对校乎？其害深矣。夫虚伪之人，言不根道，行不顾言，其为浮浅较可识别；而世人惑焉，犹不检之以言行也。近济阴魏讽、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，荧惑当世，挟持奸慝，驱动后生。虽刑於鈇钺，大为炯戒，然所汙染，固以众矣。可不慎与！
若夫山林之士，夷、叔之伦，甘长饥於首阳，安赴火於绵山，虽可以激贪励俗，然圣人不可为，吾亦不愿也。今汝先人世有冠冕，惟仁义为名，守慎为称，孝悌於闺门，务学於师友。吾与时人从事，虽出处不同，然各有所取。颍川郭伯益，好尚通达，敏而有知。其为人弘旷不足，轻贵有馀；得其人重之如山，不得其人忽之如草。吾以所知亲之昵之，不愿儿子为之。北海徐伟长，不治名高，不求苟得，澹然自守，惟道是务。其有所是非，则讬古人以见其意，当时无所褒贬。吾敬之重之，愿儿子师之。东平刘公幹，博学有高才，诚节有大意，然性行不均，少所拘忌，得失足以相补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儿子慕之。乐安任昭先，淳粹履道，内敏外恕，推逊恭让，处不避洿，怯而义勇，在朝忘身。吾友之善之，愿儿子遵之。若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汝其庶几举一隅耳。及其用财先九族，其施舍务周急，其出入存故老，其论议贵无贬，其进仕尚忠节，其取人务实道，其处世戒骄淫，其贫贱慎无戚，其进退念合宜，其行事加九思，如此而已。吾复何忧哉？
青龙四年，诏“欲得有才智文章，谋虑渊深，料远若近，视昧而察，筹不虚运，策弗徒发，端一小心，清脩密静，乾乾不解，志尚在公者，无限年齿，勿拘贵贱，卿校已上各举一人”。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。正始中，转在徐州，封武观亭侯，迁征南将军，假节都督荆、豫诸军事。昶以为国有常众，战无常胜；地有常险，守无常势。今屯宛，去襄阳三百馀里，诸军散屯，船在宣池，有急不足相赴，乃表徙治新野，习水军于二州，广农垦殖，仓谷盈积。
嘉平初，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，乃奏博问大臣得失。昶陈治略五事：其一，欲崇道笃学，抑绝浮华，使国子入太学而脩庠序；其二，欲用考试，考试犹准绳也，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，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；其三，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职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；其四，欲约官实禄，励以廉耻，不使与百姓争利；其五，欲绝侈靡，务崇节俭，令衣服有章，上下有叙，储谷畜帛，反民於朴。诏书褒赞。因使撰百官考课事，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，而考课之法不垂。周制冢宰之职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，又无校比之制。由此言之，圣主明於任贤，略举黜陟之体，以委达官之长，而总其统纪，故能否可得而知也。其大指如此。
二年，昶奏：“孙权流放良臣，適庶分争，可乘衅而制吴、蜀；白帝、夷陵之间，黔、巫、秭归、房陵皆在江北，民夷与新城郡接，可袭取也。”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、秭归、房陵，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，昶诣江陵，两岸引竹縆为桥，渡水击之。贼奔南岸，凿七道并来攻。於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，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，追斩数百级。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，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，使贼望见以喜之，以所获铠马甲首，驰环城以怒之，设伏兵以待之。绩果追军，与战，克之。绩遁走，斩其将锺离茂、许旻，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，振旅而还。王基、州泰皆有功。於是迁昶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封京陵侯。毌丘俭、文钦作乱，引兵拒俭、钦有功，封二子亭侯、关内侯，进位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，昶据夹石以逼江陵，持施绩、全熙使不得东。诞既诛，诏曰：“昔孙膑佐赵，直凑大梁。西兵骤进，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。”增邑千户，并前四千七百户，迁司空，持节、都督如故。甘露四年薨，谥曰穆侯。子浑嗣，咸熙中为越骑校尉。
王基字伯舆，东莱曲城人也。少孤，与叔父翁居。翁抚养甚笃，基亦以孝称。年十七，郡召为吏，非其好也，遂去，入琅邪界游学。黄初中，察孝廉，除郎中。是时青土初定，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，后召为秘书郎，凌复请还。顷之，司徒王朗辟基，凌不遣。朗书劾州曰：“凡家臣之良，则升于公辅，公臣之良，则入于王职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。今州取宿卫之臣，留秘阁之吏，所希闻也。”凌犹不遣。凌流称青土，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。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，未至，擢为中书侍郎。
明帝盛脩宫室，百姓劳瘁。基上疏曰：“臣闻古人以水喻民，曰‘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’。故在民上者，不可以不戒惧。夫民逸则虑易，苦则思难，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，俾不至於生患。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，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，是以知其将败。今事役劳苦，男女离旷，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，留意舟水之喻，息奔驷於未尽，节力役於未困。昔汉有天下，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之曰：‘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因谓之安也。’今寇贼未殄，猛将拥兵，检之则无以应敌，久之则难以遗后，当盛明之世，不务以除患，若子孙不竞，社稷之忧也。使贾谊复起，必深切于曩时矣。”
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，改易郑玄旧说，而基据持玄义，常与抗衡。迁安平太守，公事去官。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，出为安丰太守。郡接吴寇，为政清严有威惠，明设防备，敌不敢犯。加讨寇将军。吴尝大发众集建业，扬声欲入攻扬州，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。基曰：“昔孙权再至合肥，一至江夏，其后全琮出庐江，朱然寇襄阳，皆无功而还。今陆逊等已死，而权年老，内无贤嗣，中无谋主。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，痈疽发溃；遣将则旧将已尽，新将未信。此不过欲补定支党，还自保护耳。”后权竟不能出。时曹爽专柄，风化陵迟，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。以疾徵还，起家为河南尹，未拜，爽伏诛，基尝为爽官属，随例罢。
其年为尚书，出为荆州刺史，加扬烈将军，随征南王昶击吴。基别袭步协於夷陵，协闭门自守。基示以攻形，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，收米三十馀万斛，虏安北将军谭正，纳降数千口。於是移其降民，置夷陵县。赐爵关内侯。基又表城上昶，徙江夏治之，以偪夏口，由是贼不敢轻越江。明制度，整军农，兼脩学校，南方称之。时朝廷议欲伐吴，诏基量进趣之宜。基对曰：“夫兵动而无功，则威名折於外，财用穷於内，故必全而后用也。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，则虽积兵江内，无必渡之势矣。今江陵有沮、漳二水，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。安陆左右，陂池沃衍。若水陆并农，以实军资，然后引兵诣江陵、夷陵，分据夏口，顺沮、漳，资水浮谷而下。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，则拒天诛者意沮，而向王化者益固。然后率合蛮夷以攻其内，精卒劲兵以讨其外，则夏口以上必拔，而江外之郡不守。如此，吴、蜀之交绝，交绝而吴禽矣。不然，兵出之利，未可必矣。”於是遂止。
司马景王新统政，基书戒之曰：“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猥，诚不可不矜矜业业，坐而待旦也。夫志正则众邪不生，心静则众事不躁，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，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。故知和远在身，定众在心。许允、傅嘏、袁侃、崔赞皆一时正士，有直质而无流心，可与同政事者也。”景王纳其言。
高贵乡公即尊位，进封常乐亭侯。毌丘俭、文钦作乱，以基为行监军、假节，统许昌军，適与景王会於许昌。景王曰：“君筹俭等何如？”基曰：“淮南之逆，非吏民思乱也，俭等诳胁迫惧，畏目下之戮，是以尚群聚耳。若大兵临偪，必土崩瓦解，俭、钦之首，不终朝而县於军门矣。”景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令基居军前。议者咸以俭、钦慓悍，难与争锋。诏基停驻。基以为：“俭等举军足以深入，而久不进者，是其诈伪已露，众心疑沮也。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，而停军高垒，有似畏懦，非用兵之势也。若或虏略民人，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，更怀离心；俭等所迫胁者，自顾罪重，不敢复还，此为错兵无用之地，而成奸宄之源。吴寇因之，则淮南非国家之有，谯、沛、汝、豫危而不安，此计之大失也。军宜速进据南顿，南顿有大邸阁，计足军人四十日粮。保坚城，因积谷，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此平贼之要也。”基屡请，乃听进据〈氵隱〉水。既至，复言曰：“兵闻拙速，未睹工迟之久。方今外有强寇，内有叛臣，若不时决，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。议者多欲将军持重。将军持重是也，停军不进非也。持重非不行之谓也，进而不可犯耳。今据坚城，保壁垒，以积实资虏，县运军粮，甚非计也。”景王欲须诸军集到，犹尚未许。基曰：“将在军，君令有所不受。彼得则利，我得亦利，是谓争城，南顿是也。”遂辄进据南顿，俭等从项亦争欲往，发十馀里，闻基先到，复还保项。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，俭使文钦将兵袭艾。基知其势分，进兵偪项，俭众遂败。钦等已平，迁镇南将军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领豫州刺史，进封安乐乡侯。上疏求分户二百，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，以报叔父拊育之德。有诏特听。
诸葛诞反，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，都督扬、豫诸军事。时大军在项，以贼兵精，诏基敛军坚垒。基累启求进讨。会吴遣朱异来救诞，军於安城。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，基谓诸将曰：“今围垒转固，兵马向集，但当精脩守备以待越逸，而更移兵守险，使得放纵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。”遂守便宜上疏曰：“今与贼家对敌，当不动如山。若迁移依险，人心摇荡，於势大损。诸军并据深沟高垒，众心皆定，不可倾动，此御兵之要也。”书奏，报听。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，分部围守，各有所统。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，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，一不得有所遣。城中食尽，昼夜攻垒，基辄拒击，破之。寿春既拔，文王与基书曰：“初议者云云，求移者甚众，时未临履，亦谓宜然。将军深算利害，独秉固志，上违诏命，下拒众议，终至制敌禽贼，虽古人所述，不是过也。”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因衅有荡覆吴之势。基谏曰：“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，竭江表之兵，以围新城，城既不拔，而众死者太半。姜维因洮上之利，轻兵深入，粮饷不继，军覆上邽。夫大捷之后，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虑难不深。今贼新败於外，又内患未弭，是其脩备设虑之时也。且兵出逾年，人有归志，今俘馘十万，罪人斯得，自历代征伐，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绍於官渡，自以所获已多，不复追奔，惧挫威也。”文王乃止。以淮南初定，转基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进封东武侯。基上疏固让，归功参佐，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。
是岁，基母卒，诏秘其凶问，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，追赠豹北海太守。甘露四年，转为征南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常道乡公即尊位，增邑千户，并前五千七百户。前后封子二人亭侯、关内侯。
景元二年，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，基被诏，当因此震荡江表。基疑其诈，驰驿陈状。且曰：“嘉平以来，累有内难，当今之务，在于镇安社稷，绥宁百姓，未宜动众以求外利。”文王报书曰：“凡处事者，多曲相从顺，鲜能确然共尽理实。诚感忠爱，每见规示，辄敬依来指。”后由等竟不降。
是岁基薨，追赠司空，谥曰景侯。子徽嗣，早卒。咸熙中，开建五等，以基著勋前朝，改封基孙廙，而以东武馀邑赐一子爵关内侯。晋室践阼，下诏曰：“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，又治身清素，不营产业，久在重任，家无私积，可谓身没行显，足用励俗者也。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。”
评曰：徐邈清尚弘通，胡质素业贞粹，王昶开济识度，王基学行坚白，皆掌统方任，垂称著绩。可谓国之良臣，时之彦士矣。
明帝以凉州绝远，南接蜀寇，以邈为凉州刺史，使持节领护羌校尉。至，值诸葛亮出祁山，陇右三郡反，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，破之。河右少雨，常苦乏谷，邈上脩武威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，又广开水田，募贫民佃之，家家丰足，仓库盈溢。乃支度州界军用之馀，以市金帛犬马，通供中国之费。以渐收敛民间私仗，藏之府库。然后率以仁义，立学明训，禁厚葬，断淫祀，进善黜恶，风化大行，百姓归心焉。西域流通，荒戎入贡，皆邈勋也。讨叛羌柯吾有功，封都亭侯，邑三百户，加建威将军。邈与羌、胡从事，不问小过；若犯大罪，先告部帅，使知，应死者乃斩以徇，是以信服畏威。赏赐皆散与将士，无入家者，妻子衣食不充；天子闻而嘉之，随时供给其家。弹邪绳枉，州界肃清。
正始元年，还为大司农。迁为司隶校尉，百寮敬惮之。公事去官。后为光禄大夫，数岁即拜司空，邈叹曰：“三公论道之官，无其人则缺，岂可以老病忝之哉？”遂固辞不受。嘉平元年，年七十八，以大夫薨于家，用公礼葬，谥曰穆侯。子武嗣。六年，朝廷追思清节之士，诏曰：“夫显贤表德，圣王所重；举善而教，仲尼所美。故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，历事四世，出统戎马，入赞庶政，忠清在公，忧国忘私，不营产业，身没之后，家无馀财，朕甚嘉之。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，钱三十万，布告天下。”邈同郡韩观曼游，有鉴识器幹，与邈齐名，而在孙礼、卢毓先，为豫州刺史，甚有治功，卒官。卢钦著书，称邈曰：“徐公志高行絜，才博气猛。其施之也，高而不狷，絜而不介，博而守约，猛而能宽。圣人以清为难，而徐公之所易也。“或问钦：“徐公当武帝之时，人以为通，自在凉州及还京师，人以为介，何也？”钦答曰；”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珪等用事，贵清素之士，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为通。比来天下奢靡，转相仿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与俗同，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。是世人之无常，而徐公之有常也。”
胡质字文德，楚国寿春人也。少与蒋济、朱绩俱知名於江、淮间，仕州郡。蒋济为别驾，使见太祖。太祖问曰：“胡通达，长者也，宁有子孙不？”济曰：“有子曰质，规模大略不及於父，至於精良综事过之。”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。县民郭政通於从妹，杀其夫程他，郡吏冯谅系狱为证。政与妹皆耐掠隐抵，谅不胜痛，自诬，当反其罪。质至官，察其情色，更详其事，检验具服。
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，州请为治中。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。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，质辞以疾。辽出谓质曰：“仆委意於君，何以相辜如此？”质曰：“古人之交也，取多知其不贪，奔北知其不怯，闻流言而不信，故可终也。武伯南身为雅士，往者将军称之不容於口，今以睚眦之恨，乃成嫌隙。况质才薄，岂能终好？是以不愿也。”辽感言，复与周平。
太祖辟为丞相属。黄初中，徙吏部郎，为常山太守，迁任东莞。士卢显为人所杀，质曰：“此士无雠而有少妻，所以死乎！”悉见其比居年少，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，遂穷诘情状。若即自首，罪人斯得。每军功赏赐，皆散之於众，无入家者。在郡九年，吏民便安，将士用命。
迁荆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吴大将朱然围樊城，质轻军赴之。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，质曰：“樊城卑下，兵少，故当进军为之外援；不然，危矣。”遂勒兵临围，城中乃安。迁征东将军，假节都督青、徐诸军事。广农积谷，有兼年之储，置东征台，且佃且守。又通渠诸郡，利舟楫，严设备以待敌。海边无事。
性沉实内察，不以其节检物，所在见思。嘉平二年薨，家无馀财，惟有赐衣书箧而已。军师以闻，追进封阳陵亭侯，邑百户，谥曰贞侯。子威嗣。六年，诏书褒述质清行，赐其家钱谷。语在徐邈传。威，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，有殊绩，历三郡守，所在有名。卒於安定。
王昶字文舒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。凌年长，昶兄事之。文帝在东宫，昶为太子文学，迁中庶子。文帝践阼，徙散骑侍郎，为洛阳典农。时都畿树木成林，昶斫开荒莱，勤劝百姓，垦田特多。迁兖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加扬烈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昶虽在外任，心存朝廷，以为魏承秦、汉之弊，法制苛碎，不大釐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，而望治化复兴，不可得也。乃著治论，略依古制而合於时务者二十馀篇，又著兵书十馀篇，言奇正之用，青龙中奏之。
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谦实，以见其意，故兄子默字处静，沈字处道，其子浑字玄冲，深字道冲。遂书戒之曰：
夫人为子之道，莫大於宝身全行，以显父母。此三者人知其善，而或危身破家，陷于灭亡之祸者，何也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。夫孝敬仁义，百行之首，行之而立，身之本也。孝敬则宗族安之，仁义则乡党重之，此行成於内，名著于外者矣。人若不笃於至行，而背本逐末，以陷浮华焉，以成朋党焉；浮华则有虚伪之累，朋党则有彼此之患。此二者之戒，昭然著明，而循覆车滋众，逐末弥甚，皆由惑当时之誉，昧目前之利故也。夫富贵声名，人情所乐，而君子或得而不处，何也？恶不由其道耳。患人知进而不知退，知欲而不知足，故有困辱之累，悔吝之咎。语曰：“如不知足，则失所欲。”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览往事之成败，察将来之吉凶，未有干名要利，欲而不厌，而能保世持家，永全福禄者也。欲使汝曹立身行己，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故以玄默冲虚为名，欲使汝曹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越也。古者盘杅有铭，几杖有诫，俯仰察焉，用无过行；况在己名，可不戒之哉！夫物速成则疾亡，晚就则善终。朝华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隆寒不衰。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，戒阙党也。若范匄对秦客而武子击之，折其委笄，恶其掩人也。夫人有善鲜不自伐，有能者寡不自矜；伐则掩人，矜则陵人。掩人者人亦掩之，陵人者人亦陵之。故三郤为戮于晋，王叔负罪於周，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？故君子不自称，非以让人，恶其盖人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得，弱以为强，鲜不遂矣。夫毁誉，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，是以圣人慎之。孔子曰：“吾之於人，谁毁谁誉；如有所誉，必有所试。”又曰：“子贡方人。赐也贤乎哉，我则不暇。”以圣人之德，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？
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，言：“闻人之恶，当如闻父母之名；耳可得而闻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”斯戒至矣。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於身。若己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；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於身，又何反报焉？且闻人毁己而忿者，恶丑声之加人也，人报者滋甚，不如默而自脩己也。谚曰：“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脩。”斯言信矣。若与是非之士，凶险之人，近犹不可，况与对校乎？其害深矣。夫虚伪之人，言不根道，行不顾言，其为浮浅较可识别；而世人惑焉，犹不检之以言行也。近济阴魏讽、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，荧惑当世，挟持奸慝，驱动后生。虽刑於鈇钺，大为炯戒，然所汙染，固以众矣。可不慎与！
若夫山林之士，夷、叔之伦，甘长饥於首阳，安赴火於绵山，虽可以激贪励俗，然圣人不可为，吾亦不愿也。今汝先人世有冠冕，惟仁义为名，守慎为称，孝悌於闺门，务学於师友。吾与时人从事，虽出处不同，然各有所取。颍川郭伯益，好尚通达，敏而有知。其为人弘旷不足，轻贵有馀；得其人重之如山，不得其人忽之如草。吾以所知亲之昵之，不愿儿子为之。北海徐伟长，不治名高，不求苟得，澹然自守，惟道是务。其有所是非，则讬古人以见其意，当时无所褒贬。吾敬之重之，愿儿子师之。东平刘公幹，博学有高才，诚节有大意，然性行不均，少所拘忌，得失足以相补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儿子慕之。乐安任昭先，淳粹履道，内敏外恕，推逊恭让，处不避洿，怯而义勇，在朝忘身。吾友之善之，愿儿子遵之。若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汝其庶几举一隅耳。及其用财先九族，其施舍务周急，其出入存故老，其论议贵无贬，其进仕尚忠节，其取人务实道，其处世戒骄淫，其贫贱慎无戚，其进退念合宜，其行事加九思，如此而已。吾复何忧哉？
青龙四年，诏“欲得有才智文章，谋虑渊深，料远若近，视昧而察，筹不虚运，策弗徒发，端一小心，清脩密静，乾乾不解，志尚在公者，无限年齿，勿拘贵贱，卿校已上各举一人”。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。正始中，转在徐州，封武观亭侯，迁征南将军，假节都督荆、豫诸军事。昶以为国有常众，战无常胜；地有常险，守无常势。今屯宛，去襄阳三百馀里，诸军散屯，船在宣池，有急不足相赴，乃表徙治新野，习水军于二州，广农垦殖，仓谷盈积。
嘉平初，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，乃奏博问大臣得失。昶陈治略五事：其一，欲崇道笃学，抑绝浮华，使国子入太学而脩庠序；其二，欲用考试，考试犹准绳也，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，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；其三，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职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；其四，欲约官实禄，励以廉耻，不使与百姓争利；其五，欲绝侈靡，务崇节俭，令衣服有章，上下有叙，储谷畜帛，反民於朴。诏书褒赞。因使撰百官考课事，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，而考课之法不垂。周制冢宰之职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，又无校比之制。由此言之，圣主明於任贤，略举黜陟之体，以委达官之长，而总其统纪，故能否可得而知也。其大指如此。
二年，昶奏：“孙权流放良臣，適庶分争，可乘衅而制吴、蜀；白帝、夷陵之间，黔、巫、秭归、房陵皆在江北，民夷与新城郡接，可袭取也。”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、秭归、房陵，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，昶诣江陵，两岸引竹縆为桥，渡水击之。贼奔南岸，凿七道并来攻。於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，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，追斩数百级。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，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，使贼望见以喜之，以所获铠马甲首，驰环城以怒之，设伏兵以待之。绩果追军，与战，克之。绩遁走，斩其将锺离茂、许旻，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，振旅而还。王基、州泰皆有功。於是迁昶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封京陵侯。毌丘俭、文钦作乱，引兵拒俭、钦有功，封二子亭侯、关内侯，进位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，昶据夹石以逼江陵，持施绩、全熙使不得东。诞既诛，诏曰：“昔孙膑佐赵，直凑大梁。西兵骤进，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。”增邑千户，并前四千七百户，迁司空，持节、都督如故。甘露四年薨，谥曰穆侯。子浑嗣，咸熙中为越骑校尉。
王基字伯舆，东莱曲城人也。少孤，与叔父翁居。翁抚养甚笃，基亦以孝称。年十七，郡召为吏，非其好也，遂去，入琅邪界游学。黄初中，察孝廉，除郎中。是时青土初定，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，后召为秘书郎，凌复请还。顷之，司徒王朗辟基，凌不遣。朗书劾州曰：“凡家臣之良，则升于公辅，公臣之良，则入于王职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。今州取宿卫之臣，留秘阁之吏，所希闻也。”凌犹不遣。凌流称青土，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。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，未至，擢为中书侍郎。
明帝盛脩宫室，百姓劳瘁。基上疏曰：“臣闻古人以水喻民，曰‘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’。故在民上者，不可以不戒惧。夫民逸则虑易，苦则思难，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，俾不至於生患。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，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，是以知其将败。今事役劳苦，男女离旷，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，留意舟水之喻，息奔驷於未尽，节力役於未困。昔汉有天下，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之曰：‘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因谓之安也。’今寇贼未殄，猛将拥兵，检之则无以应敌，久之则难以遗后，当盛明之世，不务以除患，若子孙不竞，社稷之忧也。使贾谊复起，必深切于曩时矣。”
散骑常侍王肃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，改易郑玄旧说，而基据持玄义，常与抗衡。迁安平太守，公事去官。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，出为安丰太守。郡接吴寇，为政清严有威惠，明设防备，敌不敢犯。加讨寇将军。吴尝大发众集建业，扬声欲入攻扬州，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。基曰：“昔孙权再至合肥，一至江夏，其后全琮出庐江，朱然寇襄阳，皆无功而还。今陆逊等已死，而权年老，内无贤嗣，中无谋主。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，痈疽发溃；遣将则旧将已尽，新将未信。此不过欲补定支党，还自保护耳。”后权竟不能出。时曹爽专柄，风化陵迟，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。以疾徵还，起家为河南尹，未拜，爽伏诛，基尝为爽官属，随例罢。
其年为尚书，出为荆州刺史，加扬烈将军，随征南王昶击吴。基别袭步协於夷陵，协闭门自守。基示以攻形，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，收米三十馀万斛，虏安北将军谭正，纳降数千口。於是移其降民，置夷陵县。赐爵关内侯。基又表城上昶，徙江夏治之，以偪夏口，由是贼不敢轻越江。明制度，整军农，兼脩学校，南方称之。时朝廷议欲伐吴，诏基量进趣之宜。基对曰：“夫兵动而无功，则威名折於外，财用穷於内，故必全而后用也。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，则虽积兵江内，无必渡之势矣。今江陵有沮、漳二水，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。安陆左右，陂池沃衍。若水陆并农，以实军资，然后引兵诣江陵、夷陵，分据夏口，顺沮、漳，资水浮谷而下。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，则拒天诛者意沮，而向王化者益固。然后率合蛮夷以攻其内，精卒劲兵以讨其外，则夏口以上必拔，而江外之郡不守。如此，吴、蜀之交绝，交绝而吴禽矣。不然，兵出之利，未可必矣。”於是遂止。
司马景王新统政，基书戒之曰：“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猥，诚不可不矜矜业业，坐而待旦也。夫志正则众邪不生，心静则众事不躁，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，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。故知和远在身，定众在心。许允、傅嘏、袁侃、崔赞皆一时正士，有直质而无流心，可与同政事者也。”景王纳其言。
高贵乡公即尊位，进封常乐亭侯。毌丘俭、文钦作乱，以基为行监军、假节，统许昌军，適与景王会於许昌。景王曰：“君筹俭等何如？”基曰：“淮南之逆，非吏民思乱也，俭等诳胁迫惧，畏目下之戮，是以尚群聚耳。若大兵临偪，必土崩瓦解，俭、钦之首，不终朝而县於军门矣。”景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令基居军前。议者咸以俭、钦慓悍，难与争锋。诏基停驻。基以为：“俭等举军足以深入，而久不进者，是其诈伪已露，众心疑沮也。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，而停军高垒，有似畏懦，非用兵之势也。若或虏略民人，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，更怀离心；俭等所迫胁者，自顾罪重，不敢复还，此为错兵无用之地，而成奸宄之源。吴寇因之，则淮南非国家之有，谯、沛、汝、豫危而不安，此计之大失也。军宜速进据南顿，南顿有大邸阁，计足军人四十日粮。保坚城，因积谷，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此平贼之要也。”基屡请，乃听进据〈氵隱〉水。既至，复言曰：“兵闻拙速，未睹工迟之久。方今外有强寇，内有叛臣，若不时决，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。议者多欲将军持重。将军持重是也，停军不进非也。持重非不行之谓也，进而不可犯耳。今据坚城，保壁垒，以积实资虏，县运军粮，甚非计也。”景王欲须诸军集到，犹尚未许。基曰：“将在军，君令有所不受。彼得则利，我得亦利，是谓争城，南顿是也。”遂辄进据南顿，俭等从项亦争欲往，发十馀里，闻基先到，复还保项。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，俭使文钦将兵袭艾。基知其势分，进兵偪项，俭众遂败。钦等已平，迁镇南将军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领豫州刺史，进封安乐乡侯。上疏求分户二百，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，以报叔父拊育之德。有诏特听。
诸葛诞反，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，都督扬、豫诸军事。时大军在项，以贼兵精，诏基敛军坚垒。基累启求进讨。会吴遣朱异来救诞，军於安城。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，基谓诸将曰：“今围垒转固，兵马向集，但当精脩守备以待越逸，而更移兵守险，使得放纵，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。”遂守便宜上疏曰：“今与贼家对敌，当不动如山。若迁移依险，人心摇荡，於势大损。诸军并据深沟高垒，众心皆定，不可倾动，此御兵之要也。”书奏，报听。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，分部围守，各有所统。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，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，一不得有所遣。城中食尽，昼夜攻垒，基辄拒击，破之。寿春既拔，文王与基书曰：“初议者云云，求移者甚众，时未临履，亦谓宜然。将军深算利害，独秉固志，上违诏命，下拒众议，终至制敌禽贼，虽古人所述，不是过也。”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因衅有荡覆吴之势。基谏曰：“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，竭江表之兵，以围新城，城既不拔，而众死者太半。姜维因洮上之利，轻兵深入，粮饷不继，军覆上邽。夫大捷之后，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虑难不深。今贼新败於外，又内患未弭，是其脩备设虑之时也。且兵出逾年，人有归志，今俘馘十万，罪人斯得，自历代征伐，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绍於官渡，自以所获已多，不复追奔，惧挫威也。”文王乃止。以淮南初定，转基为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进封东武侯。基上疏固让，归功参佐，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。
是岁，基母卒，诏秘其凶问，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，追赠豹北海太守。甘露四年，转为征南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常道乡公即尊位，增邑千户，并前五千七百户。前后封子二人亭侯、关内侯。
景元二年，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，基被诏，当因此震荡江表。基疑其诈，驰驿陈状。且曰：“嘉平以来，累有内难，当今之务，在于镇安社稷，绥宁百姓，未宜动众以求外利。”文王报书曰：“凡处事者，多曲相从顺，鲜能确然共尽理实。诚感忠爱，每见规示，辄敬依来指。”后由等竟不降。
是岁基薨，追赠司空，谥曰景侯。子徽嗣，早卒。咸熙中，开建五等，以基著勋前朝，改封基孙廙，而以东武馀邑赐一子爵关内侯。晋室践阼，下诏曰：“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勋，又治身清素，不营产业，久在重任，家无私积，可谓身没行显，足用励俗者也。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。”
评曰：徐邈清尚弘通，胡质素业贞粹，王昶开济识度，王基学行坚白，皆掌统方任，垂称著绩。可谓国之良臣，时之彦士矣。
译文：
徐邈，字景山，燕国蓟县人。太祖平定河朔地区后，征召他担任丞相军谋掾，又尝试着担任奉高县令，又入京担任东曹议令史。魏国刚建立时，徐邈做为尚书郎。当时的律令禁酒，而徐邈私下饮酒一直于大醉。校事赵达询问政事，徐邈说是：“中圣人。”赵达将这件事上告太祖，太祖很愤怒。度辽将军鲜于辅进言说：“平时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，浊酒为贤人，徐邈性情注重修养，行事谨慎，这只不过是偶尔喝醉的胡言罢了。”最后徐邈因此得以免于刑罚。后来徐邈兼任陇西太守，转任南安太守。文帝登基后，徐邈曾担任过谯相，平阳、安平太守、颍川典农中郎将，所在的地方都有很好的声誉，被赐封关内侯的爵位。文帝来到许昌，询问徐邈说：“还要再说中圣人吗？”徐邈回复说：“过去子反在谷阳醉酒倒地，御叔因为饮酒被重罚，臣的嗜好和这二人相同，不能控制自己，所以有时还会喝醉。但宿瘤因为丑陋被记录在史传中，而我因为醉酒得到赏识。”文帝大笑，回头对身边人说：“这个名声没有虚传啊。”提升徐邈为抚军大将军军师。
明帝因为凉州地处偏远，南面又和西蜀接壤，就任命徐邈为梁州刺史，让他持符节兼任护羌校尉。徐邈到了凉州后，正遇上诸葛亮出兵祁山，陇右三郡接着反叛，徐邈就派参军和金城太守等人攻打南安的贼寇，击溃了他们。河右地区雨水缺乏，经常因收成不好而苦恼，徐邈上书请求修筑武威、酒泉的盐池以收藏敌人的粮食，又大力开辟水田，招募贫穷的百姓来耕种，家家户户都粮食充足，官府仓库都堆满了。徐邈还支取州中剩余的军费，用来购买金帛犬马，以供应中原地区的使用。徐邈还渐渐收集民间私藏的武器，收藏在府库中。然后以仁义做为百姓的表率，建立学校，明确教化，禁止厚葬，断绝过分的祭祀，奖赏善行惩罚恶行，教化被推广得很好，百姓都衷心归附。西域和中原地区连通，外邦民族入朝进贡，都是徐邈的功劳。徐邈因为征讨反叛的羌族部落柯吾有功，被封为都亭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加官建威将军。徐邈和羌人、胡人交往处事，不责问小的过失；如果犯了大醉，都先告知他们的首领，该死的就斩首示众，所以百姓对他都很信服并畏惧他的威势。徐邈将自己得到的赏赐都散发给将士们，没有拿回家的，家中妻子孩子衣食不足；天子得知后很少赞赏，经常给他家中提供物品、徐邈惩治邪恶，处置奸邪，州郡中就平静下来。
正始元年(240)，徐邈回京担任大司农。后来升任为司隶校尉，朝臣们都敬重忌惮他。后来因为公事离开官位。后来担任光禄大夫，几年后就任授命为司空，徐邈感叹说：“三公，是讨论大道的官位，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，我怎么可以以年老多病的状态忝列其中呢？”所以坚决推辞没有接受任命。嘉平元年(249)，他七十八岁，以大夫的职位在家中去世，朝廷让他按照公的礼节下葬，谥号为穆侯。他的儿子徐武承袭爵位。嘉平六年(254)，朝廷追念清廉节义的士人，诏令说：“彰显贤能表明德行，是英明的君主所看重的；推举好的人来教化，是孔子所赞美的。已故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职，经过四朝，出征统率军队，入朝辅佐政事，忠诚和清廉都放在公事上，忧心天下不顾自己，不置办产业，在去世之后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朕很赞赏他们。现在赏赐徐邈等人的家中两千斛粮食，三十万钱，并昭告天下。”徐邈同郡的韩观曼游，有赏识人才的才干，和徐邈齐名，名声还在孙礼、卢毓的前面，担任豫州刺史时，治理百姓很有功绩，后来在官任上去世。卢钦撰写书籍，称赞徐邈说：“徐公志向高远，行为连接，学问渊博，志气刚猛。他施行政策时，总是见识高远却不急躁，正直而不与人同谋，广博却能信守约定，刚猛却能宽恕他人。圣人认为清廉很难，但对徐公来说很容易。”有人问卢钦：“徐公在武帝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他很通达，但自从在凉州任刺史到返回京城，大家又认为他和人同谋，为什么呢？”卢钦回答说：“过去毛孝先、崔季珪等人主管事务，看重清廉素朴的士人，当时的人都改变车马服饰以求得好名声，而徐公没有改变平常的做法，所以众人都认为他和通达。近来天下奢靡成风，大家都转而现房，而徐公又风雅高尚，没有改变，不和世俗相同，所以之前的通达，就变成了现在的特立独行。这是世人变化无常，而徐公一直坚守啊。”
胡质，字文德，楚国寿春人。年少时和蒋济、朱绩一同在江淮间闻名，在州郡中任职。蒋济担任别驾，出使拜见太祖。太祖问他说：“胡通达已经是年老长者了，他有子孙了吗？”蒋济说：“有儿子叫胡质，言行举止大概比不上他的父亲，但在处理事务上超过他父亲。”太祖随即征召胡质担任顿丘县令。县中百姓郭政和堂妹通奸，杀害了堂妹的夫君程他，郡吏冯谅被关在监狱作证人。郭政和堂妹都忍耐着拷问，抵赖罪行，冯谅不能忍受痛苦，就诬陷自己。胡质到任之后，观察他们的神色，详细了解情况，查验案件，大家都很信服。
胡质入朝担任丞相东曹议令史，州郡请他担任侍中。将军张辽与他的护军武周有嫌隙。张辽见到刺史温恢，请求征召胡质为官，胡质以生病为由推辞了。张辽出来后对胡质说：“我属意让你做官，你怎么这样辜负我？”胡质说：“古人的交往，求取的多但知道他不贪婪，阵前逃跑但知道他不是胆怯，听到流言但是不相信，所以能有终生的交往。武伯南是高雅之士，过去将军对他赞不绝口，现在因为一点小小的矛盾就生出了嫌隙。更何况我才学浅薄，又怎么能一直和你交好呢？所以不愿意去你那里做官。”张辽有感于胡质的话，又和武周重新交好。
太祖征召他为丞相属。黄初年间，胡质转任为吏部郎，担任常山太守，又调到东莞任职。士人卢县被人杀害，胡质说：“这个士人没有仇家，却有年轻的妻子，所以才被杀吗？”于是将跟卢显临近居住的年轻人都召见来，问到书吏李若，发现他神色变化，就深入追问情况。李若就自首了，罪人就抓住了。每次有军功赏赐，胡质都散发给众人，没有拿回家的。他在郡中任职九年，官吏百姓都很安定，将士都愿意誓死效命。
后来胡质调任为荆州刺史，加官振威将军，赐封关内侯的爵位。吴国大将朱然围攻樊城，胡质率轻兵奔赴。商议的人都认为贼军强盛不能追击，胡质说：“樊城地处低下，兵力又少，所以应该出兵做为他们的外援；不这样做，樊城就危险了。”就率兵逼近重围，城中得知后才安定下来。胡质被提升为征东将军，持符节督领青州、徐州各项军事事务。他推广农业，储备粮食，仓库中有够吃好几年的储备，又修建了东征台，一面耕种一面守卫。又将各郡的水道连通起来，有利于船只通行，做好准备等待敌军。海边一直没有什么事。
胡质性情沉稳实诚，会反省自己，不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事情，所在的地方都被人们拥戴。胡质在嘉平二年(250)去世，家中没有什么财产，只有皇帝赏赐的衣物和书柜。军师将情况上报朝廷，朝廷追封他为阳陵亭侯，食邑一百户，谥号为贞侯。他的儿子胡威承袭爵位。嘉平六年(254)，皇帝颁下诏书叙述赞赏胡质清正的品行，赏赐他的家属钱财和粮食。这件事在《徐邈传》中另有记载。胡威，咸熙年间曾担任徐州刺史，有特殊的功绩，曾担任过三郡的太守，所在的地方，他都很出名。最后在安定去世。
王昶，字文舒，太原郡晋阳人。年少时和同郡的王凌都很出名。王凌年纪比较大，王昶用侍奉兄长的礼节对待他。文帝还在东宫为太子时，王昶担任太子文学，又转为中庶子。文帝登基后，王昶被提升为散骑侍郎，为洛阳地区主持农事。当时京城附近的土地树木繁盛，王昶开垦荒地，努力劝勉百姓，开垦了很多土地。后来王昶调任衮州刺史。明帝登基后，给王昶加官扬烈将军，赐封关内侯的爵位。王昶虽然在外地任职，但心系朝廷，认为魏朝延续了秦朝、汉朝的弊端，法令严苛琐碎，很少修改国家法典以符合先王的风范，而希望政治教化都能兴盛起来，但最终没做到。王昶就撰写了《治论》，大概依照古代制度，并且符合当前实际的有二十多篇，又撰写了十几篇《兵书》，讨论用兵交战的办法，在青龙年间上奏朝廷。
王昶为他兄长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起名字，都依照谦虚和实诚的想法，所以他兄弟的孩子，王默字处静，王沈字处道，自己的孩子一个叫王浑，字玄冲，一个叫王深，字道冲。他又写信劝戒他们说：
为人孩子方法，没有比看重自己保全品行更重要的，才得以彰显父母。这三方面，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好处，但会有人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，并使家庭陷入危亡的境地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家的传统不是正道。孝敬仁义，是各事业的首要要求，实行之后才能立身，也是立身的根本。讲求孝敬，那宗族中才能安定，讲求仁义，那邻里乡亲才会看重，这是从内心去施行，而在外部成就名声。人如果不坚持良好的品行，却舍弃道德根本追求末流东西，就会陷入浮华奢靡的生活，就会结成党羽；浮华奢靡，就会有虚伪名声的牵累，结党营私就会为彼此埋下祸患。这两者的训诫，是昭然若揭的，而沿着失败的教训不断往前走，追求浮华更加严重，都是因为被一时的名誉迷惑，被眼前的利益欺骗。富贵名声，是人的感情所乐于取得的，但君子得到了却不要，为什么呢？只是因为他们厌恶得到的方式不是正道。担心人知道前进却不知道收敛，知道追求欲望却不知道满足，所以才有困窘的牵累，有悔恨的想法。俗话说：‘如果不知道满足，就会失去想要的。’所以学会满足，那就会知足了。纵观往事的成败，探察将来的吉凶，那些追求名利，想要却不知满足的人，能保持家业，保全福气利禄，是没有过的。我希望你们立身行事，要遵循儒家的教化，践行道家的言论，所以才用玄默、冲虚做为你们的名字，我希望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能想到这个意思，不敢违背。从前盘子上有铭文，几杖上有诫文，是希望抬头低头都能看到这些，因此不要有过失的行为；更何况这是在自己的名字上，怎么能不慎重呢！事物成长得很快就会消亡得快，成就得晚就得到善终。早上开花的草，下午就会凋零；松柏茂盛，在隆冬时节也不衰败。所以高雅的君子厌恶速成，对儒学很慎重。就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手杖击打他，折断他帽冠上的簪子，是因为厌恶他看不起人。人有善行，很少有不自夸的，有才能的人很少有不夸耀的；自夸就会轻视他人，夸耀就会盛气凌人。轻视他人的，别人也会轻视他，盛气凌人的，也会有人在他之上。所以晋大夫却锜、却犨、却至被晋国杀害，王叔因为和人争斗，成为周朝罪人，这些不都是夸耀善行，争权夺利的过错吗？所以君子不自夸，不是要谦让他们，是厌恶凌驾在他人之上。将能低头看做不屈，将谦让看做获得，弱势看做强大，这样，很少有不能保全的。诋毁他人名誉，是祸事的根源，也是灾祸的开端，所以圣人很慎重。孔子说：‘我对于别人，诋毁过谁?赞美过谁?如有所赞美的，必须是曾经考验过他的。’又说：‘子贡评论别人的短处。赐啊，你真的就那么贤良吗？我可没有闲暇去评论别人。’以圣人的品德，尚且这样子，更何况平庸之辈，又怎么能轻易诋毁他人名誉呢？
过去伏波将军马援劝诫他兄长的儿子说：‘得知他人的恶行，应该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；耳中听到就好了，口中不能说出去。’这个告诫真是细致了。别人有时候诋毁自己，应该退下反省自己。如果自己确实有可以诋毁的地方，那他说的话是适当的；如果自己没有可以诋毁的言行，那他说的话就是虚妄的。如果说的话适当，就不应该埋怨他人，如果他的话是虚妄的，那对自己就没有什么损害，又为什么要报复呢？况且得知他人毁谤自己而愤怒的人，再把不好的名声推到他人身上，那别人的抱负就会更严重，不如默默修养自己。谚语说：‘拯救受冻的人，没有比厚毛皮衣更好的，停止毁谤，没有比修养自己更好的。’这话确实是对的啊。如果和喜欢搬弄是非、凶狠阴险的人来往，靠近他们都尚且不好，更何况是和他们对比呢？这个危害是很深的。那些虚伪的人，说话不依据道义，行为举止不顾及自己的言论，他们的肤浅还是能看出来的；但世人被迷惑，就不愿意检验他们的言行了。近代的阴魏讽、山阳曹伟都因为为人不正而失败身死，迷惑当时的人，扶持奸邪之人，扇动年轻人。虽然最后被处以死刑，成为很明显的鉴戒，但他们所影响的人，已经很多了。难道能不慎重吗！
那些隐居山林的士人，像伯夷、叔齐这类人，甘愿在首阳山忍受饥饿，还有像介子推这样，宁愿再绵山被烧死，这样的行为虽然可以激励世俗之人，但圣人不会这样做，我也不愿意你们做这样的事。现在你们的祖先，世代为官，将仁义看做重要的名声，谨受慎重，在家中讲求孝悌，对师友讲求学习。我和时人共事，虽然出身不一样，但是各有所求取的方面。颍川的郭伯益，崇尚通达，为人聪慧有学识。他的为人，心胸不够宽阔，但是轻视权贵；得到好的人，就很看重他们，得不到好的人，就像草一样忽视他们。我因为了解他们，所以亲近他们，但不希望你们也这样做。北海郡的徐伟长，不追求名声，不求取利益，淡然处世，坚守自我，只将正道看做要务。他对人事有褒贬评价，就假托古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对当时的人就没有褒贬评价。我敬重他们，希望儿子能学习他们。东平的刘公幹，博学多闻很有才干，节操忠诚，志向远大，但是性情和品行不相符，很少有拘束和顾忌，正负面足够相互弥补。我喜欢并看重他，但不希望儿子仰慕他。乐安的任昭先，淳厚质朴，践行正道，内心敏锐而外表宽和，谦逊恭敬，居处不避开洼地，看起来怯懦但是能见义勇为，在朝中为官能忘记自身得失。我和他交好，希望儿子能遵循他为人处世的做法。如果从这里引申出来，从相似事物来做，你们应该可以从这中间学习到一些东西。至于在使用钱财方面，应该以宗族为先，如果要施舍，应该关注那些急需的人，出入乡里朝廷一定要慰问老人，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，作官时要崇尚忠诚节操，和人交往应该看重踏实正道，为人处世应该不要骄奢淫逸，贫贱的时候要慎重，不要哀戚，为人进退应该考虑合适的做法，做事时应该仔细思虑，这样罢了。我还担忧什么呢？
青龙四年(236)，明帝下诏说“希望能得到有才智谋略，有文学才干，能预料时态发展，看到幽暗能有所明察，谋划事情不虚假，计策不白白实行，端正心思，清心修养，稳重安定，自强不息，一心为公的人，无论年龄长幼，不拘泥于身份贵贱，公卿校尉以上要各自举荐一个人。”太尉司马宣王推荐了王昶并被选中。正始年间，王昶转任到徐州，被封为武观亭侯，又提升为征南将军，持符节督领荆州、豫州各项军事事务。王昶认为国家的百姓总是会有的，但是战争不总是会胜利；地势总是有艰险的，但守卫的形势不总是能长久。现在在宛城驻守，距离襄阳有三百多里，各军都分散着驻扎，船只又在宣吃，有紧急情况不能迅速赶到，王昶就上表将官署转移到新野，并在荆州和豫州操练水军，推广农业开垦土地，使仓库储备能充实。
嘉平初年(249)，太傅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，就上奏向朝臣们询问政事得失。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：第一，想要崇尚正道，鼓励求学，抑制浮华的风气，就让学子进入太学并在各地修建学校；第二，想要进行考试制度，将考试成绩做为标准，没有过能舍弃标准却能衡量是非的，也没有过空谈一个人的才能，是能决定一个人的职位升降的；第三，想要让在官位上的人能长久处在官位上，如果有政绩就应该升官加爵；第四，想要减少官员的俸禄，用礼义廉耻来激励官员，不让他们和百姓争夺利益；第五，想要断绝奢侈的风气，根本在于推崇节俭，让服饰上有纹路，上下级之间有次序，储备粮食布帛，让百姓归于质朴。皇帝下诏书褒奖赞赏。就命王昶撰写官员考核的事宜，王昶认为唐尧、虞舜时期虽然有降职的条文，但考核的法度没有流传下来。周朝设置了冢宰的职位，依据官员们的政绩而进行赏罚，但也没有可以做为对比的制度。从这里来看，圣明的君主因任用贤人而英明，大概确定职位升降的标准，并将官位委任给合适的人，然后让他总管这些事，那他能力高低就可以知道了。应该大概是这样。
嘉平二年(250)，王昶上奏说：“孙权流放贤臣，朝中嫡子和庶子争斗，可以趁着他们的矛盾，出兵控制吴蜀两地；白帝与夷陵之间的地带，黔、巫、秭归、房陵等地都在江北，百姓和新城郡相接，可以偷袭并攻取下来。”皇帝就派新城太守州泰攻打巫、秭、归、房陵，荆州刺史王基率军到夷陵，王昶率军到江陵，从两岸取竹子和粗绳做成桥索，然后渡水攻打敌军。敌军逃奔向南岸，开凿了七条道路前来进攻。这时王昶让可以连续发射的弓弩同时发射，敌军的大将师绩连夜逃入江陵城中，王昶追击，斩杀了数百敌军。王昶想要将敌军引诱到平地后再与之交战，就先派出五路军队从大路撤退，让敌军能望见并欣喜，王昶又带上所缴获的敌军的铠甲物资，骑着马围绕着城墙行走以激怒敌人，然后设下伏兵等待敌军。施绩果然追击王昶的部队，王昶与他交战，大获全胜。施绩逃走，王昶斩杀了他的部将钟离茂、许旻，并收缴了他部队的铠甲、战旗、战鼓、珍宝和武器，然后整顿军队回朝。王基和州泰都作战有功。于是皇帝提升王昶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封为京陵侯。毋丘俭、文钦作乱，王昶率军抵御立下功劳，朝廷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有提升王昶为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叛，王昶占据夹石进逼江陵，牵制施绩、全熙，让他们不能往东进军。诸葛诞被诛杀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过去孙膑辅佐赵国，直逼大梁。西面的部队迅速进军，也是能形成东征的形势的原因。”然后给王昶增加一千户食邑，连带之前的一共四千七百户，又升任为司空，还是像之前一样持符节、督领军事。王昶在甘露四年(259)去世，谥号为穆侯。他的儿子王浑承袭爵位，咸熙年间担任过越骑校尉。
王基，字伯舆，东莱郡曲城人。年少时父亲就去世了，和叔父王翁住在一起。王翁抚养他很细致，王基也 因为孝顺而闻名。十七岁时，郡中征召王基做为吏役，但不是王基的喜好所在，所以他就离开了，进入了琅邪境内游学。黄初年间（220~226），王基被推举为孝廉，被任命为郎中。当时，青州刚平定，刺史王凌特别上表请求让王基担任别驾，后来又征召他为秘书郎，王凌又再次请求让王昶回来。不久，司徒王朗征召王基，王凌没有让王基赴任。王朗上疏弹劾王凌说：“家臣中凡是有贤良的，就应该升任到朝廷中，朝臣中有贤良的，就应该辅佐天子，所以古代的侯伯有贡士的礼节。但现在青州郡召走守卫的大臣，留下朝廷大臣，是很少听到的。”王凌仍然不放王基。王凌能在青州得到称赞，大概也是因为王基的协助辅佐。大将军司马宣王征召王基，王基还没有到任，就被提升为中书侍郎。
明帝大力修建宫殿，百姓疲惫不堪。王基上疏说：“臣听说古人用水来比喻百姓，说‘水能载船行走，也能使船倾覆’。所以在百姓之上的天子，不能不警戒慎重。百姓安逸，那思虑事情就容易，百姓困苦，事情就难以办成，所以先王们的居处都很简朴，使得天下不至于生出祸患。过去颜渊说，东野子御马，马匹已经精疲力尽，但他却没有停止行进，所以知道他将要失败了。现在百姓从事劳役，疲惫困苦，亲人离散，希望陛下能仔细考虑东野子的弊端，留心水和船的比喻，在马匹还没有穷尽力气的时候先停歇下来，在百姓的力量还没有耗尽时有所节制。过去汉朝拥有天下，到了孝文帝时，天下诸侯只有同姓的，但贾谊担忧地说：‘在堆积的柴火之下生火，然后在上面就寝，还说这样很安心。’现在贼寇还没有消灭，将领拥兵自重，要解决这些，但是难以应对，长久下去，那皇位难以传给后人，正当现在兴盛英明的时代，不努力消除祸患，如果子孙后代不够强大，那就是江山社稷的忧患了。假使贾谊重生，一定会比当时更加忧虑。”
散骑常侍王肃撰写各经典的注解，还有讨论朝中礼仪，改变了郑玄过去的说法，而王基依据郑玄的说法，经常和王肃争论。王基被调任为安平太守，因为公事而离职了。大将军曹爽请求让王基担任从事中郎，王基就出京担任安丰太守。安丰郡跟吴国相接，王基理政清廉严明又有威势恩惠，明确地设立防御工事，敌军不敢前来进犯。王基被加封为讨寇将军。吴国曾经征发很多部队集中到建业，宣称要攻进扬州，刺史诸葛诞派王基谋划。王基说：“过去孙权两次进军合肥，一次到了江夏，这之后全琮出兵庐江，朱然进犯襄阳，都是没有什么成果就返回了。现在陆逊等人已经去世，而孙权年老，国中没有贤能的继承人，朝中没有有谋略的主君。孙权亲自出征，就担心国中的矛盾突然爆发，生出祸乱；要派遣将领，但是旧日的部将已经去世了，新的将领还没有得到足够信任。现在的行为只不过是想要安排亲信，以保护自己罢了。”后来孙权最终也没能出征。当时曹爽专政，国家的风俗教化衰败，王基撰写了《时要论》以贴合时事。王基因为生病被征召回京，又在家中被起用为河南尹，还没有上任，曹爽被诛杀，王基曾经是曹爽的下属，也随着旧例被罢免。
当年王基做为尚书，又出京担任荆州刺史，加官扬烈将军，跟随征南将军王昶攻打吴国。王基另外率部在夷陵攻打步协，步协紧闭城门自守。王基做出要进攻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派出部队夺取雄父粮仓，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，俘虏了安北将军谭正，接纳投降的敌人有几千人。于是王基迁移投降的百姓，设置了夷陵县。朝廷赐封王基的爵位为关内侯。王基又上表给王昶，希望能将治所迁移到江夏，以进逼夏口，因此敌军就不敢轻易渡江进攻。明确制度，整顿军队农事，同时修建学校，南方地区都称赞他。当时朝廷中商议要攻打吴国，朝廷下诏让王基商量进攻的事宜。王基回答说：“如果大军行动却无功无法，那在外部，军队的威名就会备注折损，在内部，就会耗费很多费用，所以一定要计划万全之后再出兵。如果不做好开通河道，储备粮食，制造战船的准备，那即使在江山积聚士兵，也没有一定能渡江进攻的气势。现在江陵地区有沮水、漳水，灌溉的肥沃土地数以千计。安陆郡的周围，也有很多良田。如果陆上和水上都重视农耕，以充实军用物资，这样之后再率兵进逼江陵、夷陵，并分兵据守夏口，沿着沮水、漳水，通过水路往下运输军用物资。敌军知道我军有充足的准备，那他们据守天险的想法就会变得沮丧，而心向我朝的人信念会更加稳固。这样之后再联合少数民族攻打东吴的内部，并有精锐部队在外攻打，那夏口以上的地区就一定能攻克，同时江外各郡也不能据守。这样，吴国蜀国的交往就会断绝，交往断绝之后我军就能擒获吴国了。不这样的话，现在出兵的利处，不一定是有的。”于是这件事就停止了。
司马景王刚主持朝政，王基上书劝诫他说：“天下非常广阔，各项事务非常繁琐，实在不能不兢兢业业，工作认真负责直到完成。人的志向正直，那所有的邪念都不会滋生，心中平静，那处理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烦躁，思虑细致肯定，那教化诏令就不会繁杂，亲近任用忠良之臣，那远近的百姓都会臣服。所以知道和睦远方的人，在于自身，稳定百姓，在于用心。许允、傅嘏、袁侃、崔赞等人都是当时的正直士人，有正直的品质却没有放纵的心性，是可以一起共事的人。”司马景王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高贵乡公曹髦登基，进封王基为常乐亭侯。毋丘俭、文钦作乱，朝廷派王基担任行监军、持符节，统率许昌的部队，刚好和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。司马师说：“您认为毋丘俭等人怎么样？”王基说：“淮南地区的反叛，不是管理百姓想要作乱，是毋丘俭等人谎言胁迫，担心近在眼前的死罪，所以才聚集在一起罢了。如果大军逼近，一定会土崩瓦解，毋丘俭、文钦的首级，不用多久就会被悬挂在军营门口了。”司马师说：“好的。”就让王基在军前开路。商议的人都认为毋丘俭、文钦的部队剽悍，很难和他们抗衡。司马师就诏令王基暂停不前行。王基认为：“毋丘俭等人大举进军，就足以深入，但却很久没有前进，事因为他们的谎言已经被揭露，将士心中已经疑虑。现在没有张扬示威以符合百姓的期望，却停军修建壁垒，就好像我军畏惧怯懦，这不是用兵的气势。如果他们劫掠百姓，又有州郡中的将士家属被他们收押的，那将士们就会更有叛离的想法；毋丘俭等人所胁迫的人，只是自认为自己罪行深重，不敢回来，这是没有地方用兵，就会成为奸邪的根源。吴国的敌寇趁机出兵，那淮南地区就不会在国家的统治之下，谯、沛、汝、豫等地就会危急而不安定，这是计策的大失误。我军应该迅速进军据守南顿，南顿又很大的粮仓，估计能足够大军四十天的食用。保守坚固的城池，在别人之前有攻取的想法，这是平定贼军的要点。”王基多次请求，朝廷才允许他进军据守〈氵隱〉水。王基率军到达之后，又上书说：“用兵看重速度，没有见过用用兵谨慎而造成的缓慢。现在外部有强大的敌寇，内部有叛乱的臣子，如果不能一时就解决，那事情的严重程度就不能预测了。商议的人大多希望将领能用兵稳重。将领确实应该稳重，但驻军不前也是不正确的。稳重不是做不到，但是驻军不前就是错误的。现在据守在坚固的城池，保守壁垒，将充足的粮食提供给敌人，自己却要从远处运输粮食，不是好计策。”司马师想要等到各路人马都聚集完成，还是没有允准王基的意见。王基说：“将领在军中，皇上的命令也有不接受的。敌军得到城池是好处，我军得到，也是好处，所以才叫做夺取城池，现在就在于南顿了。”于是司马师就进军据守南顿，毋丘俭等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，大军出发十几里，得知王基先来到，就又返回保守项城。当时衮州刺史邓艾在乐嘉驻守，毋丘俭派文钦率领部队攻打邓艾。王基得知他们已经分散兵力，就出兵逼近项城，毋丘俭等人就败退了。文钦等人被平定后，王基升任为镇南将军，督领豫州各项军事，兼任豫州刺史，进封爵位为安乐乡侯。王基上疏请求分出两百户食邑，赐封叔父的儿子王乔为关内侯，用以回报叔父抚养教育的恩德。皇帝颁下诏令允准了。
诸葛诞反叛，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的职权，督领扬州、豫州各项军事事宜。当时大军正在项城，因为敌军将士精锐，朝廷诏令王基收兵，加固壁垒。王基多次上书请求进军征讨。刚好吴国派朱异来援救诸葛诞，在安城驻军。王基又收到诏令要率领各军转移到北山据守，王基对将领们说：“现在城中壁垒越来越坚固，兵马聚集，只当充分准备装备以等待敌军，如果再转移大军据守险要之地，时兵马得到党总，即使是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善后了。”于是就在合适的时候上疏说：“现在和敌军对峙，应该像山一样安稳。如果转移士兵倚仗险要之地，那人心摇动，对于气势是很大的损耗。各军一同据守坚固的壁垒，大家的心才能安定，不能动摇，这是统兵的要点啊。”书表上奏后，皇帝回复允准。大将军司马昭进兵驻守丘头，分各部包围据守，各自有所管理的地方。王基督领城东城南二十六支部队，司马昭命令军吏进入镇南将军部界，一概不能派兵出击。城中粮食吃尽，敌军又不断进攻壁垒，王基就率军抵御，攻破敌军。寿春被攻占后，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：“当初商议的人意见不一，请求转移部队的人很多，当时我没有能亲自到阵前，也认为应该是这样。将军您深思熟虑其中的利害关系，自己秉持坚定的想法，对上违背诏令，对下抗拒众人的意见，最终得以击溃敌军，即使是古人叙述的战事，也没有超过这件事的。”司马昭想要派将领们率轻兵深入项城地区，并招揽唐咨等子弟，趁着矛盾，有颠覆吴国的气势。王基劝谏说：“过去诸葛恪趁着东关的胜利，竭尽江表地区的兵力来围攻新城，新城没有能攻克，而将士们死伤了一大半。姜维趁着洮上胜利之势，轻兵深入，粮食供应来不及，大军在上邽覆没。大胜之后，上下的将士都轻视敌军，轻视敌军那思虑问题就不会深入。现在敌军在外刚刚失败，内部的祸患又还没有解决，是他们修整装备，仔细考虑的时候。况且大军出兵已经超过一年，将士们都有回家的想法，现在俘虏了十万敌军，罪人们得到了出发，历代的征战以来，没有过像现在这样保全大军却能攻克敌军的盛势。武皇帝杂官渡攻克袁绍，自认为所缴获的已经很多，就不再追击，担心会挫败威势。”司马昭才停止了追击。因为淮南地区刚平定，朝廷调任王基为征东将军，督领扬州各项军事，进封为东武侯。王基上疏坚决推辞，将功劳都归于谋士和辅佐的部下，因此长史、司马等七人都被封为侯。
这一年，王基的母亲去世，朝廷下诏要保守这件丧事，把王基的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王基母亲合葬，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。甘露四年(259)，王基转任为征南将军，督领荆州各项军事。常道乡公登基后，给王基增加一千户食邑，连带之前的一共五千七百户。前后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。
景元二年(261)，襄阳太守上表说吴国将领邓由等人想要来归顺，王基收到诏令，应在这时出兵震动江表。王基怀疑其中有诈，就派人骑快马沿驿站陈述情况。并说：“嘉平年间以来，国家多次出现内乱，现在的要紧事务，在于安定国家，安抚百姓，还不应该兴师动众以求取外部的利益。”司马昭回复书信说：“凡是和我共事的人，大多是曲意顺从，很少有能明确详尽地陈述事理情况的。很感谢您的忠诚仁爱，每次有所规劝，都是按照您所说的来办。”后来邓由等人最终也没有投降。
这一年王基去世，朝廷追赠他为司空，谥号为景侯。儿子王徽继承爵位，但早年去世。咸熙年间(264～265)，朝廷开始设立五等爵位制度，因为王基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王基的孙子王廙为侯，并又将东武郡其余的城封给王基的另一儿子，赐关内侯爵。晋朝建立以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已故司空王基既修养德行建立功劳，又为人清正廉洁，不置办产业，长久处在重要职位上，家中没有私财，可以说是虽然去世，但德行显著，足以用来勉励世俗之人。现在赏赐他家中两名奴婢。
评曰：徐邈清廉高尚，宽宏通达，胡质操守清白，忠贞纯粹，王昶志向美好，有见识气度，王基学问德行都真实纯粹，他们都是主管一方重任的官员，百姓称赞，建立功绩。真可以说是国家的贤臣，当时的俊杰之士啊。
明帝因为凉州地处偏远，南面又和西蜀接壤，就任命徐邈为梁州刺史，让他持符节兼任护羌校尉。徐邈到了凉州后，正遇上诸葛亮出兵祁山，陇右三郡接着反叛，徐邈就派参军和金城太守等人攻打南安的贼寇，击溃了他们。河右地区雨水缺乏，经常因收成不好而苦恼，徐邈上书请求修筑武威、酒泉的盐池以收藏敌人的粮食，又大力开辟水田，招募贫穷的百姓来耕种，家家户户都粮食充足，官府仓库都堆满了。徐邈还支取州中剩余的军费，用来购买金帛犬马，以供应中原地区的使用。徐邈还渐渐收集民间私藏的武器，收藏在府库中。然后以仁义做为百姓的表率，建立学校，明确教化，禁止厚葬，断绝过分的祭祀，奖赏善行惩罚恶行，教化被推广得很好，百姓都衷心归附。西域和中原地区连通，外邦民族入朝进贡，都是徐邈的功劳。徐邈因为征讨反叛的羌族部落柯吾有功，被封为都亭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加官建威将军。徐邈和羌人、胡人交往处事，不责问小的过失；如果犯了大醉，都先告知他们的首领，该死的就斩首示众，所以百姓对他都很信服并畏惧他的威势。徐邈将自己得到的赏赐都散发给将士们，没有拿回家的，家中妻子孩子衣食不足；天子得知后很少赞赏，经常给他家中提供物品、徐邈惩治邪恶，处置奸邪，州郡中就平静下来。
正始元年(240)，徐邈回京担任大司农。后来升任为司隶校尉，朝臣们都敬重忌惮他。后来因为公事离开官位。后来担任光禄大夫，几年后就任授命为司空，徐邈感叹说：“三公，是讨论大道的官位，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，我怎么可以以年老多病的状态忝列其中呢？”所以坚决推辞没有接受任命。嘉平元年(249)，他七十八岁，以大夫的职位在家中去世，朝廷让他按照公的礼节下葬，谥号为穆侯。他的儿子徐武承袭爵位。嘉平六年(254)，朝廷追念清廉节义的士人，诏令说：“彰显贤能表明德行，是英明的君主所看重的；推举好的人来教化，是孔子所赞美的。已故司空徐邈、征东将军胡质、卫尉田豫都在前朝任职，经过四朝，出征统率军队，入朝辅佐政事，忠诚和清廉都放在公事上，忧心天下不顾自己，不置办产业，在去世之后，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朕很赞赏他们。现在赏赐徐邈等人的家中两千斛粮食，三十万钱，并昭告天下。”徐邈同郡的韩观曼游，有赏识人才的才干，和徐邈齐名，名声还在孙礼、卢毓的前面，担任豫州刺史时，治理百姓很有功绩，后来在官任上去世。卢钦撰写书籍，称赞徐邈说：“徐公志向高远，行为连接，学问渊博，志气刚猛。他施行政策时，总是见识高远却不急躁，正直而不与人同谋，广博却能信守约定，刚猛却能宽恕他人。圣人认为清廉很难，但对徐公来说很容易。”有人问卢钦：“徐公在武帝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他很通达，但自从在凉州任刺史到返回京城，大家又认为他和人同谋，为什么呢？”卢钦回答说：“过去毛孝先、崔季珪等人主管事务，看重清廉素朴的士人，当时的人都改变车马服饰以求得好名声，而徐公没有改变平常的做法，所以众人都认为他和通达。近来天下奢靡成风，大家都转而现房，而徐公又风雅高尚，没有改变，不和世俗相同，所以之前的通达，就变成了现在的特立独行。这是世人变化无常，而徐公一直坚守啊。”
胡质，字文德，楚国寿春人。年少时和蒋济、朱绩一同在江淮间闻名，在州郡中任职。蒋济担任别驾，出使拜见太祖。太祖问他说：“胡通达已经是年老长者了，他有子孙了吗？”蒋济说：“有儿子叫胡质，言行举止大概比不上他的父亲，但在处理事务上超过他父亲。”太祖随即征召胡质担任顿丘县令。县中百姓郭政和堂妹通奸，杀害了堂妹的夫君程他，郡吏冯谅被关在监狱作证人。郭政和堂妹都忍耐着拷问，抵赖罪行，冯谅不能忍受痛苦，就诬陷自己。胡质到任之后，观察他们的神色，详细了解情况，查验案件，大家都很信服。
胡质入朝担任丞相东曹议令史，州郡请他担任侍中。将军张辽与他的护军武周有嫌隙。张辽见到刺史温恢，请求征召胡质为官，胡质以生病为由推辞了。张辽出来后对胡质说：“我属意让你做官，你怎么这样辜负我？”胡质说：“古人的交往，求取的多但知道他不贪婪，阵前逃跑但知道他不是胆怯，听到流言但是不相信，所以能有终生的交往。武伯南是高雅之士，过去将军对他赞不绝口，现在因为一点小小的矛盾就生出了嫌隙。更何况我才学浅薄，又怎么能一直和你交好呢？所以不愿意去你那里做官。”张辽有感于胡质的话，又和武周重新交好。
太祖征召他为丞相属。黄初年间，胡质转任为吏部郎，担任常山太守，又调到东莞任职。士人卢县被人杀害，胡质说：“这个士人没有仇家，却有年轻的妻子，所以才被杀吗？”于是将跟卢显临近居住的年轻人都召见来，问到书吏李若，发现他神色变化，就深入追问情况。李若就自首了，罪人就抓住了。每次有军功赏赐，胡质都散发给众人，没有拿回家的。他在郡中任职九年，官吏百姓都很安定，将士都愿意誓死效命。
后来胡质调任为荆州刺史，加官振威将军，赐封关内侯的爵位。吴国大将朱然围攻樊城，胡质率轻兵奔赴。商议的人都认为贼军强盛不能追击，胡质说：“樊城地处低下，兵力又少，所以应该出兵做为他们的外援；不这样做，樊城就危险了。”就率兵逼近重围，城中得知后才安定下来。胡质被提升为征东将军，持符节督领青州、徐州各项军事事务。他推广农业，储备粮食，仓库中有够吃好几年的储备，又修建了东征台，一面耕种一面守卫。又将各郡的水道连通起来，有利于船只通行，做好准备等待敌军。海边一直没有什么事。
胡质性情沉稳实诚，会反省自己，不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事情，所在的地方都被人们拥戴。胡质在嘉平二年(250)去世，家中没有什么财产，只有皇帝赏赐的衣物和书柜。军师将情况上报朝廷，朝廷追封他为阳陵亭侯，食邑一百户，谥号为贞侯。他的儿子胡威承袭爵位。嘉平六年(254)，皇帝颁下诏书叙述赞赏胡质清正的品行，赏赐他的家属钱财和粮食。这件事在《徐邈传》中另有记载。胡威，咸熙年间曾担任徐州刺史，有特殊的功绩，曾担任过三郡的太守，所在的地方，他都很出名。最后在安定去世。
王昶，字文舒，太原郡晋阳人。年少时和同郡的王凌都很出名。王凌年纪比较大，王昶用侍奉兄长的礼节对待他。文帝还在东宫为太子时，王昶担任太子文学，又转为中庶子。文帝登基后，王昶被提升为散骑侍郎，为洛阳地区主持农事。当时京城附近的土地树木繁盛，王昶开垦荒地，努力劝勉百姓，开垦了很多土地。后来王昶调任衮州刺史。明帝登基后，给王昶加官扬烈将军，赐封关内侯的爵位。王昶虽然在外地任职，但心系朝廷，认为魏朝延续了秦朝、汉朝的弊端，法令严苛琐碎，很少修改国家法典以符合先王的风范，而希望政治教化都能兴盛起来，但最终没做到。王昶就撰写了《治论》，大概依照古代制度，并且符合当前实际的有二十多篇，又撰写了十几篇《兵书》，讨论用兵交战的办法，在青龙年间上奏朝廷。
王昶为他兄长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起名字，都依照谦虚和实诚的想法，所以他兄弟的孩子，王默字处静，王沈字处道，自己的孩子一个叫王浑，字玄冲，一个叫王深，字道冲。他又写信劝戒他们说：
为人孩子方法，没有比看重自己保全品行更重要的，才得以彰显父母。这三方面，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好处，但会有人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，并使家庭陷入危亡的境地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家的传统不是正道。孝敬仁义，是各事业的首要要求，实行之后才能立身，也是立身的根本。讲求孝敬，那宗族中才能安定，讲求仁义，那邻里乡亲才会看重，这是从内心去施行，而在外部成就名声。人如果不坚持良好的品行，却舍弃道德根本追求末流东西，就会陷入浮华奢靡的生活，就会结成党羽；浮华奢靡，就会有虚伪名声的牵累，结党营私就会为彼此埋下祸患。这两者的训诫，是昭然若揭的，而沿着失败的教训不断往前走，追求浮华更加严重，都是因为被一时的名誉迷惑，被眼前的利益欺骗。富贵名声，是人的感情所乐于取得的，但君子得到了却不要，为什么呢？只是因为他们厌恶得到的方式不是正道。担心人知道前进却不知道收敛，知道追求欲望却不知道满足，所以才有困窘的牵累，有悔恨的想法。俗话说：‘如果不知道满足，就会失去想要的。’所以学会满足，那就会知足了。纵观往事的成败，探察将来的吉凶，那些追求名利，想要却不知满足的人，能保持家业，保全福气利禄，是没有过的。我希望你们立身行事，要遵循儒家的教化，践行道家的言论，所以才用玄默、冲虚做为你们的名字，我希望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能想到这个意思，不敢违背。从前盘子上有铭文，几杖上有诫文，是希望抬头低头都能看到这些，因此不要有过失的行为；更何况这是在自己的名字上，怎么能不慎重呢！事物成长得很快就会消亡得快，成就得晚就得到善终。早上开花的草，下午就会凋零；松柏茂盛，在隆冬时节也不衰败。所以高雅的君子厌恶速成，对儒学很慎重。就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手杖击打他，折断他帽冠上的簪子，是因为厌恶他看不起人。人有善行，很少有不自夸的，有才能的人很少有不夸耀的；自夸就会轻视他人，夸耀就会盛气凌人。轻视他人的，别人也会轻视他，盛气凌人的，也会有人在他之上。所以晋大夫却锜、却犨、却至被晋国杀害，王叔因为和人争斗，成为周朝罪人，这些不都是夸耀善行，争权夺利的过错吗？所以君子不自夸，不是要谦让他们，是厌恶凌驾在他人之上。将能低头看做不屈，将谦让看做获得，弱势看做强大，这样，很少有不能保全的。诋毁他人名誉，是祸事的根源，也是灾祸的开端，所以圣人很慎重。孔子说：‘我对于别人，诋毁过谁?赞美过谁?如有所赞美的，必须是曾经考验过他的。’又说：‘子贡评论别人的短处。赐啊，你真的就那么贤良吗？我可没有闲暇去评论别人。’以圣人的品德，尚且这样子，更何况平庸之辈，又怎么能轻易诋毁他人名誉呢？
过去伏波将军马援劝诫他兄长的儿子说：‘得知他人的恶行，应该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；耳中听到就好了，口中不能说出去。’这个告诫真是细致了。别人有时候诋毁自己，应该退下反省自己。如果自己确实有可以诋毁的地方，那他说的话是适当的；如果自己没有可以诋毁的言行，那他说的话就是虚妄的。如果说的话适当，就不应该埋怨他人，如果他的话是虚妄的，那对自己就没有什么损害，又为什么要报复呢？况且得知他人毁谤自己而愤怒的人，再把不好的名声推到他人身上，那别人的抱负就会更严重，不如默默修养自己。谚语说：‘拯救受冻的人，没有比厚毛皮衣更好的，停止毁谤，没有比修养自己更好的。’这话确实是对的啊。如果和喜欢搬弄是非、凶狠阴险的人来往，靠近他们都尚且不好，更何况是和他们对比呢？这个危害是很深的。那些虚伪的人，说话不依据道义，行为举止不顾及自己的言论，他们的肤浅还是能看出来的；但世人被迷惑，就不愿意检验他们的言行了。近代的阴魏讽、山阳曹伟都因为为人不正而失败身死，迷惑当时的人，扶持奸邪之人，扇动年轻人。虽然最后被处以死刑，成为很明显的鉴戒，但他们所影响的人，已经很多了。难道能不慎重吗！
那些隐居山林的士人，像伯夷、叔齐这类人，甘愿在首阳山忍受饥饿，还有像介子推这样，宁愿再绵山被烧死，这样的行为虽然可以激励世俗之人，但圣人不会这样做，我也不愿意你们做这样的事。现在你们的祖先，世代为官，将仁义看做重要的名声，谨受慎重，在家中讲求孝悌，对师友讲求学习。我和时人共事，虽然出身不一样，但是各有所求取的方面。颍川的郭伯益，崇尚通达，为人聪慧有学识。他的为人，心胸不够宽阔，但是轻视权贵；得到好的人，就很看重他们，得不到好的人，就像草一样忽视他们。我因为了解他们，所以亲近他们，但不希望你们也这样做。北海郡的徐伟长，不追求名声，不求取利益，淡然处世，坚守自我，只将正道看做要务。他对人事有褒贬评价，就假托古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对当时的人就没有褒贬评价。我敬重他们，希望儿子能学习他们。东平的刘公幹，博学多闻很有才干，节操忠诚，志向远大，但是性情和品行不相符，很少有拘束和顾忌，正负面足够相互弥补。我喜欢并看重他，但不希望儿子仰慕他。乐安的任昭先，淳厚质朴，践行正道，内心敏锐而外表宽和，谦逊恭敬，居处不避开洼地，看起来怯懦但是能见义勇为，在朝中为官能忘记自身得失。我和他交好，希望儿子能遵循他为人处世的做法。如果从这里引申出来，从相似事物来做，你们应该可以从这中间学习到一些东西。至于在使用钱财方面，应该以宗族为先，如果要施舍，应该关注那些急需的人，出入乡里朝廷一定要慰问老人，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，作官时要崇尚忠诚节操，和人交往应该看重踏实正道，为人处世应该不要骄奢淫逸，贫贱的时候要慎重，不要哀戚，为人进退应该考虑合适的做法，做事时应该仔细思虑，这样罢了。我还担忧什么呢？
青龙四年(236)，明帝下诏说“希望能得到有才智谋略，有文学才干，能预料时态发展，看到幽暗能有所明察，谋划事情不虚假，计策不白白实行，端正心思，清心修养，稳重安定，自强不息，一心为公的人，无论年龄长幼，不拘泥于身份贵贱，公卿校尉以上要各自举荐一个人。”太尉司马宣王推荐了王昶并被选中。正始年间，王昶转任到徐州，被封为武观亭侯，又提升为征南将军，持符节督领荆州、豫州各项军事事务。王昶认为国家的百姓总是会有的，但是战争不总是会胜利；地势总是有艰险的，但守卫的形势不总是能长久。现在在宛城驻守，距离襄阳有三百多里，各军都分散着驻扎，船只又在宣吃，有紧急情况不能迅速赶到，王昶就上表将官署转移到新野，并在荆州和豫州操练水军，推广农业开垦土地，使仓库储备能充实。
嘉平初年(249)，太傅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，就上奏向朝臣们询问政事得失。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：第一，想要崇尚正道，鼓励求学，抑制浮华的风气，就让学子进入太学并在各地修建学校；第二，想要进行考试制度，将考试成绩做为标准，没有过能舍弃标准却能衡量是非的，也没有过空谈一个人的才能，是能决定一个人的职位升降的；第三，想要让在官位上的人能长久处在官位上，如果有政绩就应该升官加爵；第四，想要减少官员的俸禄，用礼义廉耻来激励官员，不让他们和百姓争夺利益；第五，想要断绝奢侈的风气，根本在于推崇节俭，让服饰上有纹路，上下级之间有次序，储备粮食布帛，让百姓归于质朴。皇帝下诏书褒奖赞赏。就命王昶撰写官员考核的事宜，王昶认为唐尧、虞舜时期虽然有降职的条文，但考核的法度没有流传下来。周朝设置了冢宰的职位，依据官员们的政绩而进行赏罚，但也没有可以做为对比的制度。从这里来看，圣明的君主因任用贤人而英明，大概确定职位升降的标准，并将官位委任给合适的人，然后让他总管这些事，那他能力高低就可以知道了。应该大概是这样。
嘉平二年(250)，王昶上奏说：“孙权流放贤臣，朝中嫡子和庶子争斗，可以趁着他们的矛盾，出兵控制吴蜀两地；白帝与夷陵之间的地带，黔、巫、秭归、房陵等地都在江北，百姓和新城郡相接，可以偷袭并攻取下来。”皇帝就派新城太守州泰攻打巫、秭、归、房陵，荆州刺史王基率军到夷陵，王昶率军到江陵，从两岸取竹子和粗绳做成桥索，然后渡水攻打敌军。敌军逃奔向南岸，开凿了七条道路前来进攻。这时王昶让可以连续发射的弓弩同时发射，敌军的大将师绩连夜逃入江陵城中，王昶追击，斩杀了数百敌军。王昶想要将敌军引诱到平地后再与之交战，就先派出五路军队从大路撤退，让敌军能望见并欣喜，王昶又带上所缴获的敌军的铠甲物资，骑着马围绕着城墙行走以激怒敌人，然后设下伏兵等待敌军。施绩果然追击王昶的部队，王昶与他交战，大获全胜。施绩逃走，王昶斩杀了他的部将钟离茂、许旻，并收缴了他部队的铠甲、战旗、战鼓、珍宝和武器，然后整顿军队回朝。王基和州泰都作战有功。于是皇帝提升王昶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封为京陵侯。毋丘俭、文钦作乱，王昶率军抵御立下功劳，朝廷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有提升王昶为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叛，王昶占据夹石进逼江陵，牵制施绩、全熙，让他们不能往东进军。诸葛诞被诛杀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过去孙膑辅佐赵国，直逼大梁。西面的部队迅速进军，也是能形成东征的形势的原因。”然后给王昶增加一千户食邑，连带之前的一共四千七百户，又升任为司空，还是像之前一样持符节、督领军事。王昶在甘露四年(259)去世，谥号为穆侯。他的儿子王浑承袭爵位，咸熙年间担任过越骑校尉。
王基，字伯舆，东莱郡曲城人。年少时父亲就去世了，和叔父王翁住在一起。王翁抚养他很细致，王基也 因为孝顺而闻名。十七岁时，郡中征召王基做为吏役，但不是王基的喜好所在，所以他就离开了，进入了琅邪境内游学。黄初年间（220~226），王基被推举为孝廉，被任命为郎中。当时，青州刚平定，刺史王凌特别上表请求让王基担任别驾，后来又征召他为秘书郎，王凌又再次请求让王昶回来。不久，司徒王朗征召王基，王凌没有让王基赴任。王朗上疏弹劾王凌说：“家臣中凡是有贤良的，就应该升任到朝廷中，朝臣中有贤良的，就应该辅佐天子，所以古代的侯伯有贡士的礼节。但现在青州郡召走守卫的大臣，留下朝廷大臣，是很少听到的。”王凌仍然不放王基。王凌能在青州得到称赞，大概也是因为王基的协助辅佐。大将军司马宣王征召王基，王基还没有到任，就被提升为中书侍郎。
明帝大力修建宫殿，百姓疲惫不堪。王基上疏说：“臣听说古人用水来比喻百姓，说‘水能载船行走，也能使船倾覆’。所以在百姓之上的天子，不能不警戒慎重。百姓安逸，那思虑事情就容易，百姓困苦，事情就难以办成，所以先王们的居处都很简朴，使得天下不至于生出祸患。过去颜渊说，东野子御马，马匹已经精疲力尽，但他却没有停止行进，所以知道他将要失败了。现在百姓从事劳役，疲惫困苦，亲人离散，希望陛下能仔细考虑东野子的弊端，留心水和船的比喻，在马匹还没有穷尽力气的时候先停歇下来，在百姓的力量还没有耗尽时有所节制。过去汉朝拥有天下，到了孝文帝时，天下诸侯只有同姓的，但贾谊担忧地说：‘在堆积的柴火之下生火，然后在上面就寝，还说这样很安心。’现在贼寇还没有消灭，将领拥兵自重，要解决这些，但是难以应对，长久下去，那皇位难以传给后人，正当现在兴盛英明的时代，不努力消除祸患，如果子孙后代不够强大，那就是江山社稷的忧患了。假使贾谊重生，一定会比当时更加忧虑。”
散骑常侍王肃撰写各经典的注解，还有讨论朝中礼仪，改变了郑玄过去的说法，而王基依据郑玄的说法，经常和王肃争论。王基被调任为安平太守，因为公事而离职了。大将军曹爽请求让王基担任从事中郎，王基就出京担任安丰太守。安丰郡跟吴国相接，王基理政清廉严明又有威势恩惠，明确地设立防御工事，敌军不敢前来进犯。王基被加封为讨寇将军。吴国曾经征发很多部队集中到建业，宣称要攻进扬州，刺史诸葛诞派王基谋划。王基说：“过去孙权两次进军合肥，一次到了江夏，这之后全琮出兵庐江，朱然进犯襄阳，都是没有什么成果就返回了。现在陆逊等人已经去世，而孙权年老，国中没有贤能的继承人，朝中没有有谋略的主君。孙权亲自出征，就担心国中的矛盾突然爆发，生出祸乱；要派遣将领，但是旧日的部将已经去世了，新的将领还没有得到足够信任。现在的行为只不过是想要安排亲信，以保护自己罢了。”后来孙权最终也没能出征。当时曹爽专政，国家的风俗教化衰败，王基撰写了《时要论》以贴合时事。王基因为生病被征召回京，又在家中被起用为河南尹，还没有上任，曹爽被诛杀，王基曾经是曹爽的下属，也随着旧例被罢免。
当年王基做为尚书，又出京担任荆州刺史，加官扬烈将军，跟随征南将军王昶攻打吴国。王基另外率部在夷陵攻打步协，步协紧闭城门自守。王基做出要进攻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派出部队夺取雄父粮仓，缴获粮食三十余万斛，俘虏了安北将军谭正，接纳投降的敌人有几千人。于是王基迁移投降的百姓，设置了夷陵县。朝廷赐封王基的爵位为关内侯。王基又上表给王昶，希望能将治所迁移到江夏，以进逼夏口，因此敌军就不敢轻易渡江进攻。明确制度，整顿军队农事，同时修建学校，南方地区都称赞他。当时朝廷中商议要攻打吴国，朝廷下诏让王基商量进攻的事宜。王基回答说：“如果大军行动却无功无法，那在外部，军队的威名就会备注折损，在内部，就会耗费很多费用，所以一定要计划万全之后再出兵。如果不做好开通河道，储备粮食，制造战船的准备，那即使在江山积聚士兵，也没有一定能渡江进攻的气势。现在江陵地区有沮水、漳水，灌溉的肥沃土地数以千计。安陆郡的周围，也有很多良田。如果陆上和水上都重视农耕，以充实军用物资，这样之后再率兵进逼江陵、夷陵，并分兵据守夏口，沿着沮水、漳水，通过水路往下运输军用物资。敌军知道我军有充足的准备，那他们据守天险的想法就会变得沮丧，而心向我朝的人信念会更加稳固。这样之后再联合少数民族攻打东吴的内部，并有精锐部队在外攻打，那夏口以上的地区就一定能攻克，同时江外各郡也不能据守。这样，吴国蜀国的交往就会断绝，交往断绝之后我军就能擒获吴国了。不这样的话，现在出兵的利处，不一定是有的。”于是这件事就停止了。
司马景王刚主持朝政，王基上书劝诫他说：“天下非常广阔，各项事务非常繁琐，实在不能不兢兢业业，工作认真负责直到完成。人的志向正直，那所有的邪念都不会滋生，心中平静，那处理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烦躁，思虑细致肯定，那教化诏令就不会繁杂，亲近任用忠良之臣，那远近的百姓都会臣服。所以知道和睦远方的人，在于自身，稳定百姓，在于用心。许允、傅嘏、袁侃、崔赞等人都是当时的正直士人，有正直的品质却没有放纵的心性，是可以一起共事的人。”司马景王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高贵乡公曹髦登基，进封王基为常乐亭侯。毋丘俭、文钦作乱，朝廷派王基担任行监军、持符节，统率许昌的部队，刚好和司马师的军队在许昌会合。司马师说：“您认为毋丘俭等人怎么样？”王基说：“淮南地区的反叛，不是管理百姓想要作乱，是毋丘俭等人谎言胁迫，担心近在眼前的死罪，所以才聚集在一起罢了。如果大军逼近，一定会土崩瓦解，毋丘俭、文钦的首级，不用多久就会被悬挂在军营门口了。”司马师说：“好的。”就让王基在军前开路。商议的人都认为毋丘俭、文钦的部队剽悍，很难和他们抗衡。司马师就诏令王基暂停不前行。王基认为：“毋丘俭等人大举进军，就足以深入，但却很久没有前进，事因为他们的谎言已经被揭露，将士心中已经疑虑。现在没有张扬示威以符合百姓的期望，却停军修建壁垒，就好像我军畏惧怯懦，这不是用兵的气势。如果他们劫掠百姓，又有州郡中的将士家属被他们收押的，那将士们就会更有叛离的想法；毋丘俭等人所胁迫的人，只是自认为自己罪行深重，不敢回来，这是没有地方用兵，就会成为奸邪的根源。吴国的敌寇趁机出兵，那淮南地区就不会在国家的统治之下，谯、沛、汝、豫等地就会危急而不安定，这是计策的大失误。我军应该迅速进军据守南顿，南顿又很大的粮仓，估计能足够大军四十天的食用。保守坚固的城池，在别人之前有攻取的想法，这是平定贼军的要点。”王基多次请求，朝廷才允许他进军据守〈氵隱〉水。王基率军到达之后，又上书说：“用兵看重速度，没有见过用用兵谨慎而造成的缓慢。现在外部有强大的敌寇，内部有叛乱的臣子，如果不能一时就解决，那事情的严重程度就不能预测了。商议的人大多希望将领能用兵稳重。将领确实应该稳重，但驻军不前也是不正确的。稳重不是做不到，但是驻军不前就是错误的。现在据守在坚固的城池，保守壁垒，将充足的粮食提供给敌人，自己却要从远处运输粮食，不是好计策。”司马师想要等到各路人马都聚集完成，还是没有允准王基的意见。王基说：“将领在军中，皇上的命令也有不接受的。敌军得到城池是好处，我军得到，也是好处，所以才叫做夺取城池，现在就在于南顿了。”于是司马师就进军据守南顿，毋丘俭等从项地发兵也想争夺南顿，大军出发十几里，得知王基先来到，就又返回保守项城。当时衮州刺史邓艾在乐嘉驻守，毋丘俭派文钦率领部队攻打邓艾。王基得知他们已经分散兵力，就出兵逼近项城，毋丘俭等人就败退了。文钦等人被平定后，王基升任为镇南将军，督领豫州各项军事，兼任豫州刺史，进封爵位为安乐乡侯。王基上疏请求分出两百户食邑，赐封叔父的儿子王乔为关内侯，用以回报叔父抚养教育的恩德。皇帝颁下诏令允准了。
诸葛诞反叛，王基以豫州刺史身份行镇东将军的职权，督领扬州、豫州各项军事事宜。当时大军正在项城，因为敌军将士精锐，朝廷诏令王基收兵，加固壁垒。王基多次上书请求进军征讨。刚好吴国派朱异来援救诸葛诞，在安城驻军。王基又收到诏令要率领各军转移到北山据守，王基对将领们说：“现在城中壁垒越来越坚固，兵马聚集，只当充分准备装备以等待敌军，如果再转移大军据守险要之地，时兵马得到党总，即使是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善后了。”于是就在合适的时候上疏说：“现在和敌军对峙，应该像山一样安稳。如果转移士兵倚仗险要之地，那人心摇动，对于气势是很大的损耗。各军一同据守坚固的壁垒，大家的心才能安定，不能动摇，这是统兵的要点啊。”书表上奏后，皇帝回复允准。大将军司马昭进兵驻守丘头，分各部包围据守，各自有所管理的地方。王基督领城东城南二十六支部队，司马昭命令军吏进入镇南将军部界，一概不能派兵出击。城中粮食吃尽，敌军又不断进攻壁垒，王基就率军抵御，攻破敌军。寿春被攻占后，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：“当初商议的人意见不一，请求转移部队的人很多，当时我没有能亲自到阵前，也认为应该是这样。将军您深思熟虑其中的利害关系，自己秉持坚定的想法，对上违背诏令，对下抗拒众人的意见，最终得以击溃敌军，即使是古人叙述的战事，也没有超过这件事的。”司马昭想要派将领们率轻兵深入项城地区，并招揽唐咨等子弟，趁着矛盾，有颠覆吴国的气势。王基劝谏说：“过去诸葛恪趁着东关的胜利，竭尽江表地区的兵力来围攻新城，新城没有能攻克，而将士们死伤了一大半。姜维趁着洮上胜利之势，轻兵深入，粮食供应来不及，大军在上邽覆没。大胜之后，上下的将士都轻视敌军，轻视敌军那思虑问题就不会深入。现在敌军在外刚刚失败，内部的祸患又还没有解决，是他们修整装备，仔细考虑的时候。况且大军出兵已经超过一年，将士们都有回家的想法，现在俘虏了十万敌军，罪人们得到了出发，历代的征战以来，没有过像现在这样保全大军却能攻克敌军的盛势。武皇帝杂官渡攻克袁绍，自认为所缴获的已经很多，就不再追击，担心会挫败威势。”司马昭才停止了追击。因为淮南地区刚平定，朝廷调任王基为征东将军，督领扬州各项军事，进封为东武侯。王基上疏坚决推辞，将功劳都归于谋士和辅佐的部下，因此长史、司马等七人都被封为侯。
这一年，王基的母亲去世，朝廷下诏要保守这件丧事，把王基的父亲王豹的遗骨迁到洛阳与王基母亲合葬，追赠王豹为北海太守。甘露四年(259)，王基转任为征南将军，督领荆州各项军事。常道乡公登基后，给王基增加一千户食邑，连带之前的一共五千七百户。前后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、关内侯。
景元二年(261)，襄阳太守上表说吴国将领邓由等人想要来归顺，王基收到诏令，应在这时出兵震动江表。王基怀疑其中有诈，就派人骑快马沿驿站陈述情况。并说：“嘉平年间以来，国家多次出现内乱，现在的要紧事务，在于安定国家，安抚百姓，还不应该兴师动众以求取外部的利益。”司马昭回复书信说：“凡是和我共事的人，大多是曲意顺从，很少有能明确详尽地陈述事理情况的。很感谢您的忠诚仁爱，每次有所规劝，都是按照您所说的来办。”后来邓由等人最终也没有投降。
这一年王基去世，朝廷追赠他为司空，谥号为景侯。儿子王徽继承爵位，但早年去世。咸熙年间(264～265)，朝廷开始设立五等爵位制度，因为王基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王基的孙子王廙为侯，并又将东武郡其余的城封给王基的另一儿子，赐关内侯爵。晋朝建立以后，皇帝下诏说：“已故司空王基既修养德行建立功劳，又为人清正廉洁，不置办产业，长久处在重要职位上，家中没有私财，可以说是虽然去世，但德行显著，足以用来勉励世俗之人。现在赏赐他家中两名奴婢。
评曰：徐邈清廉高尚，宽宏通达，胡质操守清白，忠贞纯粹，王昶志向美好，有见识气度，王基学问德行都真实纯粹，他们都是主管一方重任的官员，百姓称赞，建立功绩。真可以说是国家的贤臣，当时的俊杰之士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