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惠王章句上·第一节

      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      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：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：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：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梁惠王：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（前400-前319），惠是他的谥号。公元前370年继他父亲魏武侯即位，即位后九年由旧都安邑（今山西夏县北）迁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西北），所以又叫梁惠王。
叟：老人。
亦：只是，不过。
士庶人：士和庶人。庶人：老百姓。
交征：互相争夺。征，取。
弑：下杀上，卑杀尊，臣杀君叫弑。
万乘、千乘、百乘：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，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。据刘向《战国策。序》说，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、赵、魏（梁）、燕、齐、楚、秦七国，千乘之国有宋、卫、中山以及东周、西周。至于千乘、百乘之家的“家”，则是指拥有封邑的公卿大夫，公卿封邑大，有兵车千乘；大夫封邑小，有兵车百乘。
苟：如果。
餍（yàn）：满足。 遗：遗弃，抛弃。

      孟子拜见梁惠王。梁惠王说：“老先生，你不远千里而来，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？”
      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！何必说利呢？只要说仁义就行了。大王说‘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？’大夫说，‘怎样使我的封地有利？’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，‘怎样使我自己有利？’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，国家就危险了啊！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，杀害它国君的人，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；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杀害它国君的人，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。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，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，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。可是，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，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反过来说，从来没有讲“仁”的人却抛弃父母的，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。所以，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，何必说利呢？”

      这段文言文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，是孟子见梁惠王时的对话，以其深邃的道理，犀利的论述，对“仁义”与“利”之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，直指当时社会的病态，表达了孟子对国家治理的深刻见解。
      首先，从历史背景来看，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，那是一个群雄逐鹿、国家大事的年代，各国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，往往忽略了仁义的价值，因此，孟子的这一番话，无疑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有力批判和痛心疾首的控诉。
      在这段对话中，孟子以梁惠王的问话为引子，巧妙引出自己的观点，这是一种反问的表现手法，既能引起对方的注意，又能引发深思。而孟子的回答则是明确而深刻，他用“何必曰利”这一反问句，直接否定了梁惠王的观点，表明利益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标准，仁义才是根本。
      在对“利”的批判上，孟子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，他将国家比作车，君主比作车主，大夫、士庶人比作车上的人，他们各自追求利益，就如同车上的人互相争夺，最终只会导致车的倾覆，这就是孟子的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”之说。这种比喻生动形象，直观易懂，使得孟子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。
      孟子在批判“利”之后，又提出了“仁义”——这是他的主张和追求。他认为，国家之所以会危机四伏，就是因为忽视了仁义，如果国家能够以仁义为先，那么利益自然会得到满足。这是孟子的仁义利观，也是他的国家治理之道。
      这段对话，深刻揭示了“仁义”与“利”的关系，表达了孟子对国家治理的深刻认识，展现了他的崇高人格和深远的思想。他的这种观点，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，对于现在的社会，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      总的来说，这段文言文，语言简练，意义深远，富有哲理，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