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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

梁惠王章句上·第一节

孟子及其弟子著〔春秋战国〕

原文:

      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:“叟!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”
      孟子对曰:“王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:‘何以利吾国?’大夫曰:‘何以利吾家?’士庶人曰:‘何以利吾身?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,弑其君者,必千乘之家;千乘之国,弑其君者,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,千取百焉,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,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,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?”

注释:

梁惠王: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(前400-前319),惠是他的谥号。公元前370年继他父亲魏武侯即位,即位后九年由旧都安邑(今山西夏县北)迁都大梁(今河南开封西北),所以又叫梁惠王。
叟:老人。
亦:只是,不过。
士庶人:士和庶人。庶人:老百姓。
交征:互相争夺。征,取。
弑:下杀上,卑杀尊,臣杀君叫弑。
万乘、千乘、百乘:古代用四匹马拉的一辆兵车叫一乘,诸侯国的大小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。据刘向《战国策。序》说,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、赵、魏(梁)、燕、齐、楚、秦七国,千乘之国有宋、卫、中山以及东周、西周。至于千乘、百乘之家的“家”,则是指拥有封邑的公卿大夫,公卿封邑大,有兵车千乘;大夫封邑小,有兵车百乘。
苟:如果。
餍(yàn):满足。 遗:遗弃,抛弃。

译文:

      孟子拜见梁惠王。梁惠王说:“老先生,你不远千里而来,一定是有什麽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?”
      孟子回答说:“大王!何必说利呢?只要说仁义就行了。大王说‘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?’大夫说,‘怎样使我的封地有利?’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,‘怎样使我自己有利?’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,国家就危险了啊!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,杀害它国君的人,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;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,杀害它国君的人,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。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,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,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。可是,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,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反过来说,从来没有讲“仁”的人却抛弃父母的,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。所以,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,何必说利呢?”

评析:

      这段文言文出自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,是孟子见梁惠王时的对话,以其深邃的道理,犀利的论述,对“仁义”与“利”之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,直指当时社会的病态,表达了孟子对国家治理的深刻见解。
      首先,从历史背景来看,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,那是一个群雄逐鹿、国家大事的年代,各国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,往往忽略了仁义的价值,因此,孟子的这一番话,无疑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有力批判和痛心疾首的控诉。
      在这段对话中,孟子以梁惠王的问话为引子,巧妙引出自己的观点,这是一种反问的表现手法,既能引起对方的注意,又能引发深思。而孟子的回答则是明确而深刻,他用“何必曰利”这一反问句,直接否定了梁惠王的观点,表明利益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标准,仁义才是根本。
      在对“利”的批判上,孟子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,他将国家比作车,君主比作车主,大夫、士庶人比作车上的人,他们各自追求利益,就如同车上的人互相争夺,最终只会导致车的倾覆,这就是孟子的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”之说。这种比喻生动形象,直观易懂,使得孟子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。
      孟子在批判“利”之后,又提出了“仁义”——这是他的主张和追求。他认为,国家之所以会危机四伏,就是因为忽视了仁义,如果国家能够以仁义为先,那么利益自然会得到满足。这是孟子的仁义利观,也是他的国家治理之道。
      这段对话,深刻揭示了“仁义”与“利”的关系,表达了孟子对国家治理的深刻认识,展现了他的崇高人格和深远的思想。他的这种观点,不仅对于当时的社会,对于现在的社会,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      总的来说,这段文言文,语言简练,意义深远,富有哲理,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,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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